我最难忘的一个“国特”(第26/28页)

30日孔嘉在西门町玉楼东请吃饭,徐志道、尚渭父、张公度诸兄作陪。孔嘉是孔觉民的弟弟,二十六年(1937)春节在北平西郊看赛马,我们见过面,后来给徐志道兄办军需。来台后在峨眉街卖照相器材,是摄影专家。他告诉我,毛人凤先生把觉民充军到西康,所以没有出来,死活不知。

审判、审核一字之差

出牢以后,总觉得这九年监牢坐得不明不白,十分窝囊。我们为打破黑暗,打倒旧的一切不合理;为了争取自由平等、公道合理;为了创造光明,拯救国家民族,才不顾死生安危,从事革命。谁料到革命二十五年[十三年(1924)到三十七年(1948)],抗战八年,战胜强敌以后,自己却坐了牢,几乎丧命,妻离子散,似乎太不公道。起码也应当弄清楚,究竟犯了什么罪,难道还停留在“莫须有”的时代不成?

刚好郭巩疆在姜绍谟和阎律师合作的律师事务所工作,陪我去请教阎律师。阎律师北京大学毕业,他告诉我:“你的冤枉毫无办法洗刷清楚。普通司法叫审判,先审后判,判决必须根据审讼。军法就不同了,军法不叫审判,而是审核,审归审、核归核,批核并不一定依据审讼的结果。你的案子既是军法案件,只好冤枉算了。”

我才明白,总统府资料组那么多的同志想营救我,不怕得罪毛人凤先生,把全卷从保密局调去,结果毫无办法。因为毛人凤先生呈报我两个半死刑,而总统批示:“乔家才无期徒刑可也。”资料组的同志们义气热心,但无法改变总统的批示,所以无法营救我出牢。这也就是毛人凤先生虽然恨我入骨,而不敢暗中下毒手,杀害我的原因。资料组的同志们既无法营救我出牢,又不知道我被虐待成什么样子,才派王崇五兄借视察监牢,探视我一次。

据说我的罪状之一是不拥护蒋委员长。李希成让我所看陈恭澍兄拟的那份章程“真诚拥护蒋委员长”,李希成用红铅笔画掉,上面加了一张签条,说是我画的,我就成了不真诚拥护蒋委员长,罪大恶极,那还能不判死刑吗?不过,这件东西是从魏宝善手中拿给李希成的,魏宝善可以作证,那是李希成动了手脚,该判死刑的是他自己。

王崇五兄说有关我的案卷有几尺厚,是些什么东西?从哪里搜集来的?至于伪造口供、伪造罪状、伪造起诉书、伪造判决书、伪造全部案卷,据说是彭形若一手包办的。这个面带伪善的彭形若,曾一度做过桃园监牢的副所长,牢里的看守告诉我,我的案子就是他办的。

毛人凤先生的刽子手李希成,以故人入罪、杀害同志、作威作福为乐事,最后也被毛人凤一脚踢开了。我出牢时,他还活着,我本来想去找他谈谈,因为他已半身不遂,说话也不清楚。他有两个太太,系姐妹二人,对他非常虐待,李希成整天挨打挨骂,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妻妾同人苟且做好事,已经得到应得的惩罚和报应,多行不义必自毙,我又何必同一个奸邪小人计较呢?

杀害我们的主要恶徒,毛人凤先生的活乌龟李广和,在我出牢以前已经死了,死在毛人凤先生以前。在北平帮着毛人凤先生收拾我们的史泓,也在我出牢以前死了,他的老婆已经改嫁他人。

倪超凡和马汉三兄相处得很不和睦,因为他工作不切实,汉三兄看他不起,怀恨在心,成了毛人凤先生收拾我们的主要帮凶。我一生对他帮忙最多,从汉中稽查调西安稽查处长,是我向戴先生建议的,从西安稽查处调北平稽查处长,又是我向戴先生建议的。结果,捆绑我们、抄我们的家,都是他干的。一天,我到和平东路看王孔安兄,他不在家,而倪超凡坐在进门对面的沙发上,看见我进来,赶紧站起来,想同我打招呼。我看见他有话说不出的难过情形,大概是良心上惭愧吧?我不愿多看他一眼,赶快退出,不久,他也死了。

朋友营救感人至深

当我在灯市口被绑,进牢的当天夜里钉上脚镣,毛人凤先生这样凶狠,就是非置我于死地不可。刘秋芳和李广和要干掉马汉三,现在是兑现了。要我作陪,却杀不了我。

后来资料组的朋友李叶超、王崇五诸位想营救我,虽然没有成功,却给我极大的保障。出牢以后,才知道当年朋友们为我着急、为我奔波的情形。首先向总统呈递报告,替我说话的是刘培初兄。那时他是绥靖总队长,正在红得发紫,能够接近总统。据他说,总统看过他的报告,点了点头,情况非常好,已经生效。后来为什么恶化呢?那和他失势很有关系。

培初兄做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未经总统允许,私自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晤面,总统知道,非常生气,把他大骂一顿,他便失去了总统的信任。春秋大义,大夫无私交,怎么能和外国使节私自见面呢?据说是他的好友,湖北同乡徐佛观报告的。徐佛观说怕他闯大祸,不能不报告。我却受到间接的影响,刘培初的报告失去作用,岂是命运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