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难忘的一个“国特”（第27/28页）

徐志道兄在总统下野后，接任保密局局长，他到溪口晋谒蒋公时，经国先生对他说：“乔家才是冤枉的。”意在要他想办法。可是志道兄除了拿到印信，毛人凤先生什么也不移交，一切都控制在手里，志道兄一筹莫展，毫无办法，哪里还顾得上营救我呢？经国先生怎样知道我是冤枉的？据徐佛观说，是他告诉的，希望经国先生能营救我。

又据说，我被押往南京以后，华北剿匪总司令傅宜生先生曾给总统一份非常恳切的电报，不要杀死我？我在绥远和他相处得很不好，现在，在我生死关头，他仗义执言，能不令人万分感慨吗？他知道我为维护军统局的权益，不惜和他作对，现在却被毛人凤先生加以贪污罪，他也有些为我寒心。

“乔家才贪污，你相信吗？”姚蓉轩先生曾这样问过傅总司令。

“不相信。”傅总司令回答得很肯定。

傅总司令的电报很有作用，可能产生正反两种结果。当时中央正在借重他，他的要求不能忽视，他要求保住我的性命，毛人凤先生要杀我的目的就无法实现了。相反地，华北剿匪总司令都要保住我的性命，可见我这个人不太简单。据刘培初兄推想，他的报告突然不生效，可能是受了傅总司令电报的影响。总统最不喜欢外来的干扰，保命可以，只好无期徒刑了。

无论如何，我所以能够不死，多亏许多朋友营救，没有这些营救，很可能和马汉三、刘玉珠两兄同一命运，早已离开这个万恶的社会了。

张季春兄说，他曾找过毛人凤先生，毛先生一句话就把他堵回去了：“你是书生，不懂！”

特赦复权关系重大

郑介民先生知道毛人凤先生对付我们心狠手辣、赶尽杀绝，整得我们非常彻底。不被杀死，也要整得永远不能翻身。一切非法陷害，都使合法化，成为铁案。毛人凤先生没有死以前，他无能为力。毛人凤死了，潘其武代理局长，介民先生仍然不露声色。一直等到炳华先生接任局长，就催他赶紧恢复我的自由。可是他拖拖延延，拖了三个多月，才把我释放。

介民先生真不愧是一位政治家，对事情了解透彻，目光锐利远大，确非他人可比。我一出牢，他就顾虑到我将来的生活问题，他知道我是我们交城县选出的“国大代表”，那时“国大代表”待遇不好，很少人注意，而介民先生却非常注意，所以写张条子给安全局第三处处长刘瑞符兄，要我赶快办好“国民大会”代表的手续。

瑞符兄给我看过介民先生的手令，着手进行，才知道问题并不简单。原来1954年“内政部”有过公告，所有“国大代表”和候补代表必须向“内政部”民政司登记，过期不登记，一律注销资格。我没有登记，当然注销了。假如当时有人悄悄地给我办好手续，现在去报到，不用几分钟，就可以办妥。可是当时在毛人凤先生淫威之下，就没有一个人敢替我办理登记手续。

李仲琳兄请在“内政部”工作的天镇县“国大代表”俞泽生兄想办法，他请民政司王帮办、居科长帮忙，他们告诉泽先兄，只有一个办法，由情报局证明，1954年无法办理登记，才能生效。于是我请情报局出一张证明书，他们不愿意办。我很生气，难道毛人凤先生的阴魂还统治着情报局吗？我给张炎元局长写了一封信，告诉他这是介民先生的意思，不是我要办。他的局长是靠介民先生的，也不买介民先生的账吗？第二天王有为转来他给我的一封信，他的意思，先派我到香港工作，回来先恢复军籍，再进行“国大代表”。

张炎元先生的智慧不会高过介民先生，他的见解也不比介民先生高明，但是他轻重倒置、固执偏见，不出证明，我又有什么办法？这是我去香港以前的事。1959年我急欲回来，不愿久留香港，就是为了“国大代表”问题，因为第三次会议很快就要召开了。

1959年夏天我回台北，张炎元局长并没有恢复我的军籍，证明书也拖着不办。介民先生比我还着急，在他逝世的那天早上，刚从日月潭晋谒总统回来，要张局长的电话，张不在，由办公厅主任王唯一兄接电话。介民先生说：“情报局必须给乔家才同志出一张证明书，好去办理‘国大代表’报到手续。因为第三次大会快开了，不能再拖，你赶快去办，这是我的意思。”

这一天夜里，介民先生心脏病突发，不治逝世。王唯一兄对于介民先生这样爱护同志，非常感动，不管张炎元先生愿意不愿意，遵照介民先生的遗命办理，第二天证明书就办好了。唯一兄并且把介民先生电话里说的话告诉我。

拿上证明书到“内政部”，问题又发生了。承办人告诉我，要是在三个月以前办，“内政部”做得了主，毫无问题，现在“内政部”负不了这种责任。因为第三次大会就要召开，有好几位1954年没有登记的候补代表，如建国中学校长贺一新、中央党部秘书续琅、“国防部”王武等，要求递补，“内政部”不准，大闹特闹，中央党部特为“国大代表”资格问题，成立了一个小组。所以，我的问题必须送中央党部。他们一再叮咛，千万不要同那些候补不上的代表混在一起，要单独解决，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