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难忘的一个“国特”（第22/28页）

这座监牢是日本人造的，非常坚固，水泥墙，地板下面是空的，离地有一尺多高，不潮湿，木门很厚。一人高的墙上有个一尺见方的小窗户，三根铁柱，罩以铜丝网。每间牢房大小一样，不到三个榻榻米。到了1950年，牢房生意兴隆，新客大量涌进，牢房已经无法容纳，而贵客像李玉堂、吴石、周伟龙、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等人，都是每人各占一间。于是只好向关我们的牢房挤了，一间挤到十五人，莫说不能躺着睡觉，坐都要挤着坐。夜以继日地坐着，成了名副其实的“坐牢”。

过去给胡宗南做过参谋长的罗泽闿、做过军长西安警备司令的袁朴，也进来了。军统局的郑州组长张毓孟、上海工作的彭寿、北平站的刘吉明都关进来。刘吉明知道我身外无长物，教看守送来一包衣服——毛衣、袜子、衬衣。

在牢房里，夜阑人静的时候，偶尔可以听到前面审讯囚犯用刑的惨叫声，动人心弦。有位空军军官，高高个子，留着小八字胡子，据说是一位高空氧气专家。有天被提出去审讯，一会儿被两个看守搀进来，塞进牢房，两腿垂在门外，人已经死了。那间牢房，正在我们斜对面，看得清清楚楚。后来弄进一个棺材，放在我们牢房后面。因为人高棺材短，装不进去，有个看守在他肚子上用力一踩，塞进去了，横着从后门抬了出去。军统局的同志们，不胜感慨系之，在毛局长主宰之下，迟早会走进牢门的，有一副对联：

迟进来，早进来，迟早进来；

横出去，直出去，横直出去。

牢房关的人太多了，早上放出去洗脸，必须分好多班。第一班打开牢房木门，天还没有亮，于是牢房里又流行一首十字歌：

一进牢门，两泪汪汪。

三餐不饱，四肢无力。

五更早起，六亲不见。

七煞凶神，八面威风。（描写看守）

九（久）不结案，十分可怜。

1950年3月17日是戴先生殉职四周年，大陆全部沦陷，在台北纪念。有些北方朋友聚在一起，凑了一笔钱，送进牢房给吴景中、楼兆元和我。但是送了多少钱，是谁送的，却不让我们知道，只是从那一天起，每餐加一碗菜，从此我们才能填饱肚皮。这样维持了半年，突然宣布钱已用完，不再加菜。半年不过一百八十天，一天以两元计算，不过三百六十元。我们推想，绝不止这点钱，是被凶恶的张炎吞没了。

夏天天气闷热，屋小人多，牢房门紧紧闭着，每个人几乎都出不上气来，苦不堪言。幸而周端甫兄接任所长，才把每间牢房的房门打开，大家才没有被闷死牢房里。这虽是小事，功德无量。

保密局局长听说一度由徐志道兄担任，等到1950年大陆沉沦，保密局重归毛人凤先生掌握，监牢也随着兴隆起来。

桃园监牢形形色色

这一年冬天，我们有五六十人被送到桃园乡间新开辟的监牢，距离竹围海边很近。大家心里有数，万一台湾有个风吹草动，毛局长必然先处决我们这批待宰的羔羊，然后挟巨金逃往外国。最简便的处决方法，就是扔到大海里喂鲨鱼，这大概就是移到桃园海边附近的原因吧？因此，好些坐牢的朋友都是提心吊胆，过着恐惧的日子。后来韩战发生，美国第七舰队协防台湾，坐牢的朋友们才不再怕被毛局长填海，解除了心里的恐怖。

桃园监牢是一家大宅院的外宅，院子很宽敞，左右各有三间相连的房间，加上木栅，锁上大铁锁，就成了六间牢房。每间牢房一排木板通铺，可睡十个人。可是当生意兴隆的时候，台北的两座监牢容纳不下，就送到桃园，于是，桃园监牢也就人满为患了。一间牢房关进二十多人，晚上睡觉大成问题，只好由一人量尺寸，分界线，每人可以分到一尺几寸地盘。每人睡在所分到的一条窄狭的空间，不能越界。所以大家睡下来，人挤人，挤得像沙丁鱼，不能翻身。

桃园看守所长姜达绪是毛人凤先生的小同乡，江山人，浙江法政学校毕业，曾任忠义救国军军法处长、广德县长，要比毫无人性的凶徒张炎好多了。我到桃园以后，送钱送物的朋友逐渐增多，在台北只有赵涵忱兄送来一块现洋，阎百川先生给了二两黄金，都换成台币花了。姜达绪是个知识分子，从送东西的人增多，知道我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不差，对我也就另眼看待了。有时把我邀到他的房间闲聊，也可以得到不少消息。他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杀马汉三和周道三？’有一天我和毛先生闲谈的时候问他。”

“‘那还不简单吗？’毛先生说，‘马汉三是李宗仁的人，周道三是程潜的人。’”

姜达绪说完，摇了摇头，表示不同意这种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