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难忘的一个“国特”（第19/28页）

牢房的容量永远不变，但住客出去的少，进来的多，有时多到十一二人，晚上打地铺，比沙丁鱼都要挤。牢房的天地虽小，因住客复杂，可知千奇百怪的事情，无异大千世界。有一天进来一位莫名其妙的人，原来他找人找错门牌，找到这所没有挂招牌，和普通住家户一样的黑监牢。他一敲门，就把他请进来，关着不放。

有一位许昌附近的土财主，他是地主，自己买枪，成立保卫团，和保密局发生关系，成为保密局的地方武力。保密局派去联络的人向他借两百元现洋，他没有照借，于是报告他通匪，由徐州最高军事机关抓起来，送到保密局。他心里很不服气，一再向同牢房的难友诉苦。他故意装肚痛、装呕吐，闹个不休，看牢的硬说他抽鸦片，是发瘾了。济南失守，省主席王耀武被俘，吴化文叛变，把他的南京办事处处长关起来。这位仁兄才真抽鸦片，瘾发得眼泪鼻涕，死去活来。可是看牢的和管牢的都不说他抽鸦片，他常常要求去见管牢的，每请必准，瘾发时，要求出去，出去牢房几十分钟，回来烟瘾就不发了。

总统府警卫旅的士兵，有几十人关进来，我们牢房里分配了三位，都是二十岁刚出头。有一位很英俊，戴着脚镣，脚镣太短，迈不开步子，走路必须跳着走，同牢的人都为他难过。这是一种惩罚吗？管牢的叫张炎，他具备了古今中外管牢的一切残暴手段。

坐牢九年谈话一次

保密局属于国防部，我是陆军少将，就是真的犯了国法，也应当按照军法审判，经过军法会审。我等着法律给我公道，会审的那天来临，我好有个说话讲理的机会。大概是到南京两三星期，看守打开牢房，要我下楼去，原来是军法处长李希成要谈话。所谓谈话，也就是审讯，但不是会审。谈了一个多钟头，李希成问我三大罪状：

一、我太太做生意——太原绥靖公署第二处处长吴毅安由南京回太原，我妻送他到飞机场。前门外西河沿新新医院范绳武的太太康淑媛，托吴处长给她娘家带了两筒照相馆用的印像纸，毅安兄上了飞机，大概怕到了太原后有麻烦，在飞机上嚷嚷，被海关人员听见，把印像纸从飞机上拿下来扣留，要上税。我妻回到城里，托张公度兄派人交了税，把纸取回来，交了康淑媛。

李希成问话时，从卷宗里取出一张我妻具名的报告，是岳梓宇弟的字迹，说明印像纸是康淑媛托吴处长带的，顶上有张公度兄签的从海关取回的经过，这张东西一定是李希成要他们这样办的，以此作为我的罪证。李希成为什么知道这件事，一定是司机说的。我因事到南京，副站长孔觉民把这个司机升为事务员，我回北平后，觉得欠妥，仍旧让他开车，他心里恨我，那一天送毅安兄到飞机场，就是他开车去的。

“我在保密局工作，我的家人就不能做生意吗？我妻做生意，就是我犯罪吗？我每月拿了国家的多少薪饷？如果养活不了一家六口人，家人做做生意，就是犯法吗？况且印像纸是康淑媛的，怎么能说我妻做生意？应当传康淑媛来对质，证明是不是我妻做生意。”我这样一连串地问，李希成没有说什么，不再问这个问题。

二、我卖飞机黑票——这也是李希成听司机说的。我说：“从太原去南京，或者从南京回太原的同志，他们买不到飞机票，请北平站代买，我应不应该帮忙？”

“应该！应该！”李希成总算还有三分人性，这样回答。

“我是国大代表，山西的国大代表要回太原，买不到票，托我代买，我能拒绝吗？我是山西省党部的监察委员，省党部主任委员张子扬偕同三位同志回太原，要我代他买票，我能不办吗？北平站代人买票，只到航空公司代为登记，买票都归他们自己办，我们从来不经手金钱。请传山西省党部主任委员张子扬作证，我有没有卖给他黑票。请传中航公司北平办事处主任徐鑫，问问他，北平站代人买票，是不是如我所说的。你说我卖飞机黑票，卖给谁？请传他来作证。”李希成对这个问题又不提了。

三、给上海徐大姐卖汽车，吞没了车款——这个罪状更是荒唐，我不在上海工作，人生地不熟，上海的人卖汽车，会托我卖，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我根本不知道徐大姐是何许人。我说：“我并不认识徐大姐，我不住在上海，她卖汽车，怎么会找到我？请你传徐大姐来对质。”

“你们组织什么社吗？”李希成不再问徐大姐汽车的事，转了话题。

“什么社？”我摸不着头脑，不得不问。李希成从卷宗里取出陈恭澍兄草拟的一份章程，那是北平的同志们感觉到同共产党斗争，没有组织力量，无法取胜。而国民党具有形式，没有组织实效，必须恢复像复兴社那样的组织才行。由陈恭澍兄负责草拟一切计划，他因工作忙，刚拟好这件东西，存在魏宝善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