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难忘的一个“国特”（第17/28页）

两三天以后，是6月25日、26日吧？毛局长忽然来到北平。大概是怕我干上警察局长，不好收拾，赶紧来阻止吧。他这次来北平，一切安排和行动，都避开北平站，不让我知道，很明显的是来收拾我们的，我和汉三兄约张永铭兄来弓弦胡同商谈，请他问问傅总司令，能不能对我们负责，他是剿总的军法处长，又是中统局北平负责人之一。我们不得已向人家求助，内心非常悲痛。

“绝对没有问题，傅先生会对你们负责的。”张永铭兄为人非常诚实，和我们私交很不差，我们很信任他。当时傅总司令主持华北剿匪事宜，中央非常借重他，他一言九鼎，保障我们两个人的安全，轻而易举。张永铭兄这样一说，我们也就放心了。

五花大绑进入狱牢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毛局长来到北平，和北平站完全隔绝，行动诡秘，不住什锦花园，也不住弓弦胡同，而要住在南池子吴家元的家里。吴家元系张宗昌的兔子，了解北洋政府内幕的人，没有不知道的。一位堂堂政府大员不住过去戴先生住过的房子，而要住兔子窝，真给政府丢脸。这一着，也许是潘其武给他安排的，潘其武的舅舅曾毓隽是吴家元太太的什么亲戚。临时办公处不用什锦花园，也不用弓弦胡同，而由孙耕南借到灯市口资源委员会的一幢房子。可能是督察王薄臣、稽查处长倪超凡、剿总第二处长史泓和李希成等布置的。6月30日夜，接到毛局长的通知，7月1日下午8点钟在灯市口开会，商讨某一问题，并要我约马汉三兄来参加。

杜亚坪兄从东北回来，我请他在寓所吃晚饭，吃饭前随便聊天，他对东北的情况很悲观，他又说：“干我们这一行工作，不会有好下场，不被敌人杀死，也会被自家人宰割。所以，我打定主意，不再干了。”

吃完饭，送亚坪兄回北京饭店，路过灯市口，我先下车，到指定的开会地点。这是毛局长的临时办公处，但是没有通知我，我没有来过，今天是第一次来，冷冷静静，气氛很不对。我进了会客室不到五分钟，汉三兄来了，他今天上午才交卸了民政局局长的职务。他一进门，稽查处督察长佟荣功带着七八个人跟进来，一言不发，如狼似虎地把我们两人五花大绑绑起来。他们敢于这样做，无疑地是奉了毛局长的命令。这样做法、这样态度，比捉汉奸、捉土匪，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这样对付曾为国家、曾为抗战冒险犯难，出生入死，工作了十多年的同志，毛局长的良心也够狠、够黑了。戴先生殉职不到两年，他说的“团体即家庭、同志如手足”，就变成这个样子，能不令人寒心，能不为革命一哭吗？

我们被绑起以后，没有停留多久，分别塞进两部轿车，送到炮局胡同保密局的监牢。这所监牢是日本人和汉奸们用来拘押爱国青年的，国大代表王志超、周良辅、樊祖邦就在这儿关过很久。抗战胜利后，成了保密局的监牢，汉三兄主持北平的肃奸工作，用来拘押汉奸齐燮元、殷汝耕、江亢虎、周作人、川岛芳子等。现在他也进来了，我也跟进，循环报应，这样迅速。

这所监牢本由周端甫兄主持，大概因为他是山西人，怕他和我有关系，对我们客气，才让毛惕园来临时主持。我们到了炮局，不到两分钟，毛惕园满面笑容出来迎接我们。我们没有和他说一句话，革命革到如此地步，还有什么话可说？毛惕园命令他的手下，解开捆绑我们的绳子，然后把我们分别送进两间牢房。实践了刘秋芳没有当选立法委员，要毛先生干掉马汉三的宣言。我要主持正义、明辨是非，也遭到同一的结果。

牢房里有一位四十多岁的看守陪伴我，坐牢还要看守来陪伴，绝对不是怕我寂寞，大概是因为我太重要了，可能有两种原因：第一，景震泰率领陕坝班学生组成的交警十三总队，驻防西郊，负责警戒剿匪总部，怕他们来劫牢，救我出去。第二，也许是怕我因气愤而自杀吧？有人日夜盯着，就绝对没有自杀的机会了。

半夜，我听到铁器打击声，感觉到很神秘、很奇怪。一会儿，打开牢门，让我出去，在过道里，给我钉上脚镣。我才明白，刚才的声音是给汉三兄钉镣的声音。我精神很疲倦，好像蒙眬睡着了，又听到钉镣的声音，是不是刘玉珠兄也进来了？他们老早就想收拾他。

看守长是北平特警班的学生段建洲，这一夜他进进出出，好像很为我难过似的。第二天周端甫兄来到牢房，相对无语。我自从绑进牢房，已经四大皆空，除了气愤，不再想别的。我看到端甫兄很难过的样子，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他无能为力。他也是过来人，知道坐牢的滋味，他曾任华北督导团的科长，因为李广和私自通敌，跑到敌区，却把他关到西安，无缘无故，坐了半年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