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村庄 九 村 庄（第8/11页）

“我希望她工作顺利，没别的，”当我问敏的妈妈对敏有什么期望时，她说。“将来的事得靠她自己。”她希望敏和桂敏能找个离家近的男朋友。总之，她看起来已经接受了现实，女儿们早已超出她能帮助或者理解的能力范围。

对我来说，住在敏的村子里最难的事就是要过集体生活。没有谁会是一个人的。如果有人在电视机前坐下，他会招呼所有人过来一起看；要是敏准备好了热水洗脸，我也必须一起洗。有几次我无视旁边又闪又响的电视机，想要读书时，孩子们会一个接一个过来跟我讲话，脸上带着关切的表情。

住在敏的村里让我想起了自己的家庭。很久以前，我父母在中国度过了童年，他们的成长环境与此相似。他们在美国用非常不同的方式养大了我和我的哥哥，鼓励我们独立，让我们不为家庭所累。父母并不指望我们去走亲访友，也从来没要求我们在学校里要学什么。我在国外生活了很多年，我的父母从未给我压力，要我回家。在敏的村子里，我第一次体会到这一点，心里满怀感激。

一天上午，一场全家聚餐之后，我一个人出去，沿着泥泞的道路朝城里走去。我看到了一些从未留意过的东西：一块黑板上列出了学校的费用，牲畜疫苗的价格，一家商店里，全部商品只有香烟和爆竹烟花，还有不足四岁的孩子在玩打火机。在相邻的村里，我看到一座四层楼、贴满白瓷砖的房子。在沿海富裕的地方，整个村子所有的房子都会像这样。而这里只有一座，指引着未来的变化。

我离开一个小时之后，手机响了。“你在哪呢？”敏追问道。“我们都在等你吃午饭呢。”

我急忙赶回去，意外地挨了一顿批。“你没吃午饭！你去哪了？”“你一个人跑到路上去干吗？”

中国的乡村并不轻松。这里到处是人情往来，讨价还价，谁都有资格评头论足，你走后还会继续下去。在敏的村里住了一阵之后，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农民工刚进城的时候会感到那么孤独。而我也发现，他们开始珍惜在城市里所获得的自由，到最后，没了自由他们就无法生活。

年三十那天，敏的全家，还有所有叔叔伯伯的全家都去给祖先上坟。他们一个接一个穿过稻田——稻子已经收了，地里只剩下泥塘和枯枝——跨过村民洗衣服的那条小河，沿着小路爬上山坡，经过了棉田和茶园。在一片松树环绕的空地中间，是敏祖母的坟，她是两年前去世的，另一块石碑上还标明了她曾祖父母的墓地。这座山就叫吕陵山。“我们所有的老人都葬在这里，”敏说。

她的母亲摆出一碗碗的枣子和花生糖果，这些是给先人的供品。敏的父亲烧了些纸钱——上面印着“天上人间通用货币”——然后往坟前的地上倒了一杯酒。年轻的男子往茶树上系了一串炮竹。然后所有的家族成员都跪在潮湿的泥地上，磕了三次头。土葬，炮竹，焚烧纸钱——这一切都违背政府的规定。为了消灭这些“封建”传统，政府提倡火葬，如果土葬一家要罚几千块钱。敏村里所有的人家，不论多穷，都会付这笔罚款，安葬他们过世的亲人。

回家后，敏的父亲拿了一方红纸，认认真真写上给灶王爷的祝词。他在大门上贴了对联。对联是敏进城买回来的，两条细长的红纸上写着庆贺新年的对子，她连看也没看过，但词句却很应景：

龙腾四海添富贵

凤飞万里进财宝

晚上，全家人燃放烟花，看电视播放的春节晚会节目。爆竹整夜响个不停——一声尖厉的呼啸，一阵静默，然后是闷闷的爆炸声。卧室里整夜都亮着灯，新年的头三个晚上，必须得通宵亮着。没人记得这传统到底有什么意义，但还是照样执行。夜里，相间的房屋亮着灯，一幢幢散落在山谷里，冷蓝的灯火令人想起东莞工厂，像海上的船，在黑夜里闪着幽光。

大年初一，孩子们起得很早，一个挨一个去照镜子。敏把头发扎起来，往刘海边夹了个荧光绿的芭比娃娃发卡；三个大些的女孩都抹上了美宝莲的粉色唇彩。按照传统，大年初一要去村里拜年。小点的孩子从这家跑到那家，搜罗糖果，大点的则留下来，喝着加了糖的热水，跟大人聊天。在进每位邻居家之前，敏都要问问三儿，对住在这里的老人应该怎么称呼。她已经忘了自己跟村里的许多人到底是什么亲戚关系。

在敏妈妈的一个姨妈家，三个女孩商议了一下，然后桂敏掏出一百块钱，给了那个老妇人；在另外一个瘸腿的叔祖家，她们也给了钱。按照传统，过春节的时候，是长辈给小辈送红包，但现在金钱流转的方向倒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