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城市 七 八分钟约会（第9/12页）

一个叫蓉蓉的年轻女孩坐在老龚身旁。她在广州的一个大学读大四，英语专业。她穿一件合身的棕色羊毛套装，高跟鞋，拿一个很贵的手袋。蓉蓉看上去像是求职面试的大学生，只是中国没有大学生穿成这样。她是老龚的情妇，可是我没法相信。像这样一个女孩，可以在跨国公司找到工作，或者出国念研究生。“这样一个女孩怎么会和那样一个男人在一起？”我对本说。

三年前本第一次看到蓉蓉和老龚在一起，那时候她读大一。本耸耸肩，“她喜欢礼物。”

这是我在东莞吃过最豪华的一餐——新鲜刺身，神户牛肉，咖喱蟹，清酒——男人们则在席间来回传递一沓装订好的纸页。我要求看了一下：是接下来几场英超联赛的让分表。这些男人都是大赌棍，一年要去澳门赌场好几次。

这就是中国的大款——白手起家的生意人，他们的财富里满是腐败的气味。他们炫耀张扬花钱如流水，受人鄙夷。当这样一个人被逮捕的时候，往往还搭上一个收受贿赂的政府官员，大家都会好好庆祝一番。对很多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来说，贪得无厌的大款是这个国家今天所有问题的象征。说起来可能有点怪，我倒还挺喜欢他们。当老龚和他的朋友们问起，我的书写的是什么，他们只是听我说，并没有立刻告诉我应该怎么写。他们也不会啰里吧嗦，让我证明我对中国的忠诚。他们根据亲眼所见的来判断事物，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们为什么能够成功。他们不需要证明自己。

中学老师就不一样了：他坚持所有的都要分类定义，都要明确，他从我开始。“你是从正面的角度写这本书吗？”他问。

我解释说没有正面或者负面，我希望这本书反映真实的情况。后来我无意中听到他跟别人说，“她在从正面的角度写这本书。”

然后他开始盘问本。“你回美国的时候，是不是不再习惯吃西餐了？”

本说他中餐西餐都喜欢。

“那你更喜欢中餐还是西餐？”老师问。

“中餐，”本顺从地回答。他用英文跟我说，“我看出来这是想干嘛了。”

“中餐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老师断言。“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好人。”

“真的吗？”我说。“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好人？”

“不是的，”老龚说，他一直都没有参与我们的谈话，现在开腔了。“百分之七十的中国人不好。”他说话自然而且权威，老师也不敢反驳什么。事情解决了：百分之七十的中国人不好。你就能明白为什么一个人是东莞之王，而另一个只能是很会唱卡拉OK的中学老师。

银丰假日酒店的俱乐部有一个单独的入口，我们进去的时候站在大门两侧一字排开的十六个女服务员向我们九十度鞠躬。俱乐部大厅装潢成奢华夜总会的样子：黑色内饰，紫色荧光灯，一整墙的玻璃酒架上放满皇家芝华士，尊尼获加和长城葡萄酒。酒瓶背后有照明，像是稀世艺术品一样。我们被领进一间包房，里面有一排沙发，面朝三个电视屏幕。中间的大屏幕是放卡拉OK音乐录影带的，右边的用来点歌点酒。老龚的生意朋友转向左边的屏幕，看利物浦对阵曼联的球赛，一整晚都无视其他所有人。金钱打败了性：那毫不意外。

蓉蓉和老龚在沙发上坐下。她从桌上的水果盘里摘下一颗葡萄，喂进老龚嘴里；他很熟练地吞进去，像一头被驯化的海狮。服务生端进来水果盘、玻璃杯、冰块、柠檬片、苏打水、芝华士，伏特加。这些小商品川流不息将持续整个晚上，人们进进出出提供香烟、玫瑰花束、超大的毛绒玩具和异国情调的舞蹈表演。一个妈咪进来统计哪些客人要找乐子，哪些只想唱歌。

然后女孩们进来了。有七个姑娘，穿亮闪闪的金色细吊带晚礼服，看起来像是毕业舞会上的高中女生。她们靠近门口站成一排，因为强劲的空调冷气而耸起裸露的肩膀。有两个推推挤挤，咯咯直笑，但是没有人抬头看客人。每个姑娘腰间都夹着一个塑料标签，上面有四位数的号码。号码如此之长，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银丰假日酒店的数字编码够管一万名女孩。而蒙古有些地方的电话号码都没这么长。

如果一个男人喜欢哪个姑娘，他会告诉妈咪他看上的号码，然后这个姑娘会坐到他身旁，把手放在他的大腿上。客人们很挑剔，所以妈咪会送来许多姑娘，一波接一波，而男人可以一个一个地拒绝，就像一个苏丹厌烦了他成群的妻妾。但通常即使最挑剔的客人也会找到满意的女孩。银丰假日酒店在东莞来说不算大，它雇用了三百个小姐。

一个名叫阿琳的女孩，编号1802，在我旁边坐了下来。“这里有没有男人想出去？”她悄声问我。阿琳十七岁，皮肤白皙，圆圆的小脸像个孩子。她出来打工前在重庆上了两年高中；她的父亲出来打工，母亲在家务农。阿琳一开始打算进一家工厂，但是朋友们说在歌厅上班更赚钱。她刚开始做的时候还是个处女，那时如果男人捏得她太疼，她会哭。现在她平均每个星期跟客人睡四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