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城市 七 八分钟约会（第8/12页）

她长篇大论滔滔不绝，就在我们眼皮底下肆意地打击孙大姐的自尊。我震惊于她的冷酷无情，但是当我偷偷瞄了一眼孙大姐的时候，发现她静静地点头表示同意。“我有许多这个年纪的朋友都离婚了，”孙大姐说。

“早离早好！”向阳很夸张地说。

“这个年纪的男人经济条件比较好，有很多活动，”孙大姐继续说。“他去饭店，那里有小姐。他去桑拿，那里有小姐。然后他去发廊，那里也有小姐。”

“今天的社会，男人的经济条件越来越好，但是道德越来越坏，”向阳表示同意。“我们必须引导社会，支持像孙大姐这样的中年女性。”

我们到了活动中心，那里有健身器械，麻将室，还有一个阅览室。向阳乘胜追击。“这是关键的时刻，”她说。“如果现在没有人救救孙大姐，她可能就像海藻一样，永远被冲到大海里去了。”

我没有搭理她——我开始清楚她为什么还是单身了。我宁愿和孙大姐多待一会儿，不要旁白；看着一个女人哭，而另一个女人却把她比作海藻，这真让人受不了。孙大姐给了我她在东莞的手机号，这样今后我们能再见面。我回到自己的公寓，感觉像刚刚历经痛苦的情伤——仿佛自己才是那个站在街上放声大哭的人。

后来几个月，我给孙大姐打过好几次电话，但都无法接通。我再也无法知道她是否在东莞找到了她想要的，无论那是什么。

东莞是中国的肉欲之都。商业买卖和肉体交易携手并肩；晚上跟生意伙伴或者客户一起出门，常常要去东莞市里大大小小的歌厅、按摩院、发廊或者桑拿馆，这些都是色情业的虚幌。这个行业最稳定的客源多是从香港或者台湾来的工厂主——有钱的男人，老婆又不在身边。所有我在北京的男性朋友都知道东莞的名声；所有路过东莞的人都在宾馆大厅或者半夜的电话里被挑逗过；先生，需要按摩吗？我对这个世界很好奇，但是需要一个男人带我进去。

在东莞我认识一个美国男人，名叫本·斯沃尔（Ben Schwall）。他有一头金色的短发，橄榄球运动员一样的身材，以前在台湾做钻石生意。现在他在东莞投资，卖安保系统，照明灯具，当然，也卖手机。我打电话给他，问他能不能带我认识一些出台的歌厅小姐。本在中国做生意有一段时间了，他欣然接受了我的请求，联络当地几个生意场上的朋友晚上一起出去玩。“这些男人有点粗鲁，”他警告我。

本的朋友开一辆崭新的本田八座面包车来接我们。这车花了二十八万，我们爬上车的时候那个朋友告诉我们，他还有一辆跟这一模一样的车，和一辆宝马。

他问本，“她是你老婆吗？”

“不，我们只是朋友。”

“那我有机会啦。”他笑起来。他的名字叫龚耀培，但是大家都叫他老龚——跟中国丈夫的俗称（老公）发音一样。他大约五十五六岁，有一张帅气而憔悴的脸，眼神疲惫，和我认识的大部分中国企业家一样。他笑起来看上去更疲惫。

我问老龚是做什么的。他叽里呱啦地说做一些给卫生检疫用来检查食品微生物的科学仪器。

“你怎么做这么专业的生意？”我问。他没有正面回答。只说他以前卖过地质勘探员做长距测量用的红外装置。中国人的创业精神除了机会主义就没有别的，而且许多人会做一系列专业性很强却完全没有关联的生意。我有一个中国朋友的同学同时经营几家餐馆，一系列药店和一家英语学校。

老龚带我们去一家面积高达八千平方米的日本餐厅，这家餐厅最大的卖点就是它面积高达八千平方米。餐厅富丽堂皇：几公里长的绒面红地毯，一排排的假竹子，大盆大盆的龙虾和鲍鱼。女服务员跑到老龚面前，面朝他倒退着走，领他进去，好像不敢把屁股对着皇上的朝臣。原来老龚还参与了另一项不相干的生意——室内装修，这家餐厅欠他的装修费。“所以我吃饭不要钱，”老龚说。“吃得越多越好。”他领我们穿过迷宫一样的大厅，大模大样地随便打开一扇扇门。我瞥进门里看到像餐厅一样大的包厢，有一亩宽的大桌子，能坐下整个中队的寿司食客。“他就是东莞之王，”本钦佩道。

我们吃饭的时候又来了一个生意人，他满脸皱纹，眼神比老龚还要疲惫；他和老龚一起长大。（“‘文革’的时候他家欺负过我家，”老龚说。）其他的宾客是一个当地银行的经理和一个老师，老龚介绍说，“这是中学音乐部的主任，卡拉OK唱得特别好。”本向我解释他们和老龚交情的本质：银行经理批准老龚的贷款申请，老师则确保老龚的儿子在学校拿到好分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