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遗忘的最深处（第13/35页）

这个箱子里到底藏了什么宝贝？她难为情地笑了笑。对我说：“一点钱。”对此我并不感到惊讶。当卡多再也找不到它时，他会作出什么反应？好了，他绝对料想不到我们会偷这个箱子。当然，他更不知道我们会复制他房间的钥匙。她曾趁他不注意时，在圣拉扎尔火车站的“快制钥匙”铺上复制了一把钥匙。

她用“我们”称呼，我心里十分激动，因为“我们”指她和我。我仍想了解樊·贝维知道不知道这个计划。他肯定知道，但他更喜欢由她来告诉我这事。这么说，我只不过是一名无关紧要的角色而已。他们要我干的，是一种撬门偷东西的勾当。为了消除我的顾虑，她强调说：卡多不是一个“好人”。总之，“他必须这样偿还她……”

“手提箱很沉吗？”我问道。

“不沉。”

“因为我不知道回来该坐出租车，还是坐地铁？”

我毫不迟疑地答应做这件事，她却显得有点惊奇。

“叫您为我做这事，您不觉得为难吗？”

她大概还想补充说我不会有危险，但我不需要她的鼓励。说实在的，我从童年开始，见过我父亲搬了许多行李——双层底的箱子、袋子和小皮箱，甚至黑色的公文包。父亲提着公文包，给人一个受人敬重的假象……然而我总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

“我十分乐意做这件事。”我对她说。

她对我笑了笑，一边谢我一边补充说：这也是最后一次叫我做这样的事。我因樊·贝维也知道这事，感到有点失望。但不管怎么说，我真的不感到尴尬，我习惯于提箱子。

走出门外，她把钥匙递给我，亲了我一下。

我快步走下楼梯，飞速地穿过码头，朝图纳尔桥走去，希望不要碰到卡多。

在地铁里，正是人流的高峰期，我挤在人群中，反而觉得安心，不会引起人家的注意。

我决定，拿回手提箱时，还坐地铁回来。

我在阿弗尔—沟马丹车站等去米罗湄尼的列车。还有时间，雅克丽娜在十点前不会打电话到旅馆叫我。我让两三趟地铁列车过去。为什么她把这件事交给我去办，而不是叫樊·贝维办呢？她真的告诉他我去拿那个手提箱？和她在一起，从不明白事情的真相。

我走出地铁，心里感到一阵恐惧，但很快就消失了。路上的行人不多，我交错而过。一座座大楼的窗户昏暗，职员们刚刚离开办公室。在160号大楼前，我抬起眼睛，唯有五楼的窗户亮着灯。

我没有打开定时楼梯灯，电梯缓缓地上升，我头顶上的灯泡射出黄色的光线，在墙上投下栅梯的影子。我让电梯的门半开着，借电梯的光线，迅速地将钥匙插入锁眼。

在前厅四周，房间的双重门敞开着，从大街的路灯射来一股白色的光芒。我从左边走入牙诊室。诊室中间放着一把给病人坐的靠背椅，皮靠背略往后仰，看上去像一张增高的长沙发，病人可以伸腿靠在上面。

借着路灯的光线，我打开靠近窗口的那个铁皮橱，手提箱就在里头一层架子上。一个普普通通的白铁皮做的手提箱，就像休假军人常提的箱子一样。

我提上箱子，又回到前厅。在牙诊室的对面有一个候诊厅。我转动开关，光线从一盏水晶吊灯上射下来，几把绿绒靠背椅，在一张矮桌上放着一堆杂志。我穿过候诊厅，走进一个小卧室，一张狭窄的床上被单凌乱。我打开床头灯。

一件睡衣在枕边卷成一团。在衣橱里，用衣架挂着两套和卡多在居雅斯街上穿的一样形状的灰色西服。在窗脚，放着一双栗色的皮鞋，用鞋撑撑住。

显然，这就是卡多的卧室，在柳条筐里，我看见一个“国王”牌香烟的烟盒，这是雅克丽娜习惯抽的烟，大概是前一天晚上她来这里扔下的烟盒。

我机械地打开床头柜的抽屉，里面放着一堆安眠药瓶和阿斯匹林药瓶，以及名片。名片上写着：彼埃尔·罗博，外科—牙科医生，奥斯曼林荫大道160号，电话Wagram 1318。

手提箱用锁锁着，我犹豫了一下，要不要撬开？它并不重，里面大概放着钞票。我在西服的口袋里摸了摸，找到一个黑色的皮夹子，里面放一张身份证，是前年签发的，名字是彼埃尔·卡多，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五日生于波尔多（纪龙德省），家住：巴黎奥斯曼林荫大道160号。

这么说，卡多至少住在这里有一年……这也是一个名叫彼埃尔·罗博的外科—牙科医生的住所。时间已经太迟了，无法向楼下看门人打听，况且我不可能手拿这个白铁皮箱子出现在他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