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第7/17页）

我嘟囔了一句，让他给我时间考虑一下。为什么不呢，当然可以，我给您足够的时间考虑，直到明天中午。他微笑着告别，嘴咧得很大，就像过去消毒剂广告中的漂亮男孩。我回到住处，已经不再幻想去听罗荷林的音乐会。直到下午我都躺在床上，什么都没吃，什么都没喝。我嗓子干燥，很不舒服。

我从床上爬起来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我穿上燕尾服，我该出门上班去了。系领结时，我的体内感到了什么。在我的肚子里或脑袋里……我至今都不清楚当时的感觉。我知道的只是，我掉进了陷阱。这些家伙选中了我，一位鼓手。就像在旅馆里选择服务生，在大使馆选择女佣，在单位里选择可心的女秘书……用不着职业培训，我清楚地知道这些人想让我做什么。我嚼着面条，嚼了好久。我用不着报名参加辅导班，我即使不接受系统培训，也知道是什么课程。再清楚不过，这些人一旦抓住了谁，就再也不会放开手。我没有喝多，但还是感到身上发冷。我动身上班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那是一个美好的春夜。酒吧里，乐手们已经开始调琴。他们中有两位是老相识，我对他们非常信任。吹巴松管的那位是佐拉人，是他介绍我加入这支乐队的，很铁的哥们儿。弹钢琴的那位，自己觉得自己是个知识分子，其实狗屁不是，他是为了谋生才搞音乐，我对他也不抱怀疑，直到今天我都不能相信，当年是他举报的人。拉手风琴的，很早就已经活跃在爵士乐圈里，凌晨的时候，偶尔有人打电话给他……估计是心上人打来的，但也可能是秘密警察。对这个人有点吃不准……总之，我心里感到非常悲哀，仿佛已经猜到，我的艺术生涯结束了。对艺术家而言，没有什么比预感到要放弃自己的职业更令人心痛的了。你别以为我是个白痴，炫耀卖弄。众所周知，在职业圈里，我是匈牙利最好的鼓手……我跟你实话实说，用不着假装谦虚。我的守护天使也这么说。她肯定清楚，因为她在伦敦一个犹太人家庭工作，并在那里受到了熏陶。

那天晚上演出开始得很晚。临近午夜，第一批客人才到，都是国务秘书。来了三个人，穿着条纹裤子，还戴着领带。虽然当时我们的国家需要这样那样的人才，但国务秘书实在太多，没有谁能抱怨，这种人太少。他们成帮结队地来，就像雨后田里的老鼠。这三个人的形象都很不错，相当健壮。他们还带来了几位女士，估计那几位女士也是国家政要，因为她们也都很富态，看上去营养很好，有资本不用在意自己的形体线条。跑堂迅速把桌子推到舞台跟前，请他们在那里坐下。他们亲切地打着招呼，情绪很好，显然他们刚刚当上国务秘书，不久前还在干别的……其中一位我认识，去年还以分期付款的形式在这家酒吧里兜售地毯。他从哪里搞来的商品？最好还是别问为妥……当时有很多人在变成废墟的房子里搜集地毯。

陪他们来的还有两位常客，诗人博尔绍伊·劳约什，战地记者莱普申尼·尤什卡。这些都是酒吧的常客，总是半夜在酒吧里现身。午夜过后，诗人凭着他的爱国主义惆怅谋生。他试探着，看哪位新名人会邀请他坐到桌边，随后讨要一个职位……一旦酒精开始发生效力，他就从口袋里掏出他母亲的照片，多愁善感地给大家看。他有过两个母亲……一位很高贵，辫子盘在额头上，就像在迪亚克·费伦茨[106]的棺椁旁祈祷的伊丽莎白王后。还有一个是身材瘦小、走路蹒跚、满脸皱纹、头裹方巾的农家妇人。他揣测客人们的心思，给他们看他们可能愿意看的那张。现在，他坐到了埃切迪男爵的桌旁；巴鲁·埃切迪是跟未婚妻一起来的，随行的还有一位高大魁梧的退休中士警官，因为他有这样的习惯。男爵也是酒吧的常客。诗人满腹惆怅地说：

“唉，这个时节在我家乡的那个小村庄里，田鹨已经变黄了……”

但是，男爵现在没有情绪听他讲。他反感地看着诗人。埃切迪男爵是个肥胖、大肚子、嫉妒心很强的男人。他心怀疑惑地朝未婚妻和退休中士警官眨了眨眼睛，他们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撇了撇嘴，就像在罗马美术馆里展出的一幅著名油画里的恋人——厄洛斯和普赛克[107]。他烦躁地说：

“拜托了，博尔绍伊先生，别再唱这类天主教色彩的田园牧歌了。您要知道，我是一个神经质、爱泛胃酸的老犹太人。田鹨变黄了也打动不了我。它爱黄就让它黄去吧。”他恼火地说。

诗人感觉受到伤害，坐到了国务秘书们的酒桌旁。他在那里尖叫道：

“给新闻界一支雪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