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与散文（第5/13页）

我们打了条幅——我们也是和平主义者

现在是一九四一年夏季，我正在帮一位朋友收拾行李。我的朋友名叫麦克，住在我那间屋子隔着大厅正对面的一个房间里。在下午的晚些时候，如果天气良好，城市上方的天空浅灰泛蓝，我们就常常在屋顶相见。

麦克会靠着一根烟囱坐，常常带着本书，因为在办公时间结束后，他会去纽约大学上夜校课。苏加几乎总会跟他一起，待在楼顶，它的脑袋枕在他的一侧膝盖上。苏加是一条很小、很聪明的犬，常常过分强调待人的礼节。此刻，当我们正收拾行李时，苏加坐在房间角落里，间或哀鸣一声，微微打着颤，因为它知道，某些它并不明白的事情正在发生。我们收拾东西，是因为麦克申请做志愿兵，并且被顺利录取了，他就要去参加战斗。

房间处于极度混乱之中——地板上有书，衣服，还有留声机唱片。散落四方的旧报纸上，有那些彩色的、黑白的、关于毁灭的头条，以及那些关于废墟的题注。麦克很快地清理着他的所有物，对物品的去留毫不犹豫。很多东西都必须留下来。

麦克二十三岁，个子矮小结实，红色头发。他有张长满雀斑的脸，现在的表情相当阴沉，愁眉不展，因为刚刚拔掉了一颗智齿，正不由自主地用舌头舔舐着嘴里那个疼痛的空洞。在我们用盛着细刨花的板条箱装唱片，拿钉子钉住那些装书的箱子时，心里都在为离别和由此带来的巨大变化而焦灼着。

我们大声说出来的很少一些话语，不过是心中所思所想的残片。我们的冥想，大概也是顺着如此的轨迹。我们的背景相似，在既不富裕也不贫困的家庭中，我们拥有众所周知的有生活保障的童年，享有正规教育，并被允许去探求及肯定我们自身内在的精神价值。简而言之，我们作为美国人而成长起来。我们有很多事情去思索，很多事情去记忆，也有不少的遗憾。

“不过，这为什么花了我这么长时间呢？嗯？”麦克说，“守在收音机前面，谈天，谈天。无所事事。为什么？回答我这个问题。”

苏加顺着他的声音望过来。麦克养了它六年了。他在家吃饭时，它就正对着他的餐桌坐着，也吃着他所吃的东西——早餐鸡蛋、胡萝卜，任何东西。每当他给它一些特别美味时，他就将那好吃的凑近它的鼻子，而它会用一种很漂亮的方式伸出它的右爪，那姿势介乎向主人乞要与向仆人祝福之间。

但是，麦克现在完全不在意苏加了。

“事情是这样的，”他说，“一种美德之为美德，只有在它确实带来了良好事情的情况下才成立。一旦它被作为一种弱点、一种为邪恶开道的工具而受人利用时……”

麦克把一件运动衫揉成团，扔到角落里的一堆衣服上。“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

我确实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我们都是和平主义者。在我们的青春期以及我们的青年时代，我们对将要打仗根本就没有概念。战争是邪恶的。上一次世界大战在我们的记忆中根本就未曾存在过，但是我们却听说和阅读过关于它的一切。我们童年时代的英雄不是战士，而是伟大的冒险家。

譬如伯德[75]，譬如林德伯格[76]——我觉得他棒极了，并且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告诉他，他棒极了。但那是在一九二七年，恍若隔世。

而后就是高中。我的高中跟美国千百所高中毫无区别。每个星期四，我们学习一门叫“当今时事”的课程。我的老师斗志昂扬、热情洋溢地向我们灌输战争的恐怖之处。她其实大可不必那么担忧，因为我们天生有着和平主义者的观点。

相比她在班上讲过的东西，我倒更记得这位老师的各种肢体语言与怪癖——在阐明重点时，她用一支铅笔敲自己的头顶；在被激怒时，她取下眼镜，用手指着自己的眼球，嘴里不停地“啧啧！啧啧！啧啧”。当她这副样子出现时，总是引起咯咯笑声，这时她就会把眼镜戴回去，然后面带愤恨地环顾四周。

一场裁军会议——国际联盟[77]。德意志帝国新成立了一个政党，由一个叫作希特勒的人领导。所有这些都没太多意义。每个人都知道，绝不可能再有另一场战争了。哪个国家还会再挑起那样一件事情呢？即使未来这件事情发生的话，为什么将会在欧洲？一张张美国人的脸庞，绝不会再在欧洲的泥塘子里面腐烂。

“他们说了实话。他们是对的。”麦克说道，我抬头看着他。他仍旧在给书籍打包，在这些书中有《K连》[78]《永别了，武器》《战争之路》以及《巨大的房间》[79]。在我们的青春期中，一切关于过去战争的痛苦与毁灭的制高点，最终都已被表达。这些书对我们的影响不能被夸大。麦克按照书的大小将它们分门别类，堆积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