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访谈的故事（第16/19页）

“猫长官”对这种不是巧合的巧合不会感兴趣，他也不会因为1990年12月30日阿德里安·艾奈斯库上校发表的那篇文章感到不安（《杨·伊利埃斯库的私人安全局》），从那篇文章中，我们知道“《伟大的罗马尼亚》是为罗马尼亚情报部门设立的机构”。罗马尼亚情报部门只是以前安全局的新名字，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伟大的罗马尼亚》的工作人员能像艾奈斯库所说的那样，可以“像情报部门的其他任何雇员一样随意进入情报大楼”。

1991年，在那篇访谈发表十周年之际，在我现在居住的美国树林里，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朋友的话：“你去看马戏团表演，如果你付的钱比别人更多，你应该感到很荣幸。”

巴德学院

1991年1月

诺曼·马内阿：“作家——他的同胞可以信任的良知”[1]

格奥尔基·格里哥库：诺曼·马内阿，请允许我先引用一句查尔斯·狄更斯的话：“一个人如果不能代表公共舆论，那么他就没有资格成为一个公众人物。”我想请问您，作家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他自己，在多大程度上是个公众人物？这中间是否存在利益冲突？

诺曼·马内阿：成为作家，把自己的名字印在书的封面上就意味着要与人民站在一起，但是，在文学里，被转换成文字的往往是个人的痛苦和希望。这种存在于艺术家作品之中明显矛盾的双重条件，其实就界定了艺术家不同寻常的特征。“如果一个艺术家是深刻的，他就一定会表白自己，表明他对这个世界以及人类生存条件的看法。”说这话的是埃内斯托·萨巴托，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作家。虽然作家除了通过作品表现自己之外，很少在公众面前露面，但是，一个真正的作家应该永远是一个超敏感的传感器，一个灵敏的警告信号。所以，很多时候，即使是最孤独的作家也不得不克服心中的疑虑去冒文字的风险，左拉就是这样的一个作家……仅仅在战后这些年，我们就看到人们被历史证词和伟大文学良知的呼吁震撼了。我们不应该像某些人一样认为罗马尼亚作家“富有才华”却“摇摆不定”而且“华而不实”。最后一届作家会议也证明，通过关注祖国的进步和文化，文学价值和公民的良心可以在作家身上同时存在。

事实上，狄更斯的话可以成为政治家们的指南。如果一个公众人物想要真正成为公众理想的代言人，首先应该有真正的公众舆论。真正的公众舆论不可能来自对个性的否定，而是来自对个性的尊重。为了让公众舆论成为可能，我们需要准确而广泛的信息，鼓励观点正面交锋，保护隐私和选择权，让每个人都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当然是在公共场合表达自己的观点。

任何希望不辱使命的作家都应该跨越个体表达和公众需要之间的鸿沟，如果这条鸿沟确实存在的话。

格奥尔基·格里哥库：虽然我意识到，神话这个概念的性质非常不确定（有人说它至少有五百种定义），我仍然希望问您，政治生活能否被看作一种神话？请告诉我您支持或反对这个观点的理由。鲁奇安·布拉卡[2]曾经告诉我，正如有些人写作纯粹的诗歌，列宁实践的是纯粹的政治……

诺曼·马内阿：从艺术角度来说，有些人在将政治生活神秘化方面已经取得了不同寻常的成绩。就我自己而言，我更喜欢非神秘化，我希望一切能够回到真实的、世俗的、人性的层面，能够热情地同时能更加清晰冷静地审视这个领域的生活。我不赞成忽视诗歌和政治之间的巨大差异，让它们融合在一起。但是至于纯粹……我在水质监测部门工作了很多年。水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对某些人来说，它具有象征意义，但对所有人来说它都具有实实在在的重要性）。水如果污染到一定程度就会成为死亡的催化剂，而不是带来生命。另一方面，人工消毒的水也不能满足人类正常的日常需要：那种没有任何味道的味道让人恶心，营养元素也全部消失殆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包括头脑清醒、理智的政治家们，更愿意选择有生命力的、“有人性的”饮用水作为正常生活的一部分。

格奥尔基·格里哥库：政治因素是怎样介入您的作家身份的？对于您的创作来说，政治因素的介入是一种障碍还是一种促进？

诺曼·马内阿：文学当然也可以从政治角度来解释，但这是狭隘的、片面的，所以并非一直正确的。如果某部文学作品有明确的政治主题，但只要它是文学，它也应该符合一定的艺术标准。在罗马尼亚，一段时间以来，我们注意到某些政治主题的书被迅速“制度化”，某些作家试图逃避严格的文学标准……这些作品只能僵死在文学殿堂之外某个森严的等级制度里，它们可以避开评论家的专业评论，但也因此渐渐远离了生动的文学世界。某些作家依附于一些统一规格打造的显赫人物，使自己与其他同行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这对于文学，尤其是那些专注于政治主题的作家，都是有害的，因为人们对这些作品的怀疑会加深，这些作家会遭受更多的挫败感。在名为《圆形剧场》的期刊所做的一个调查中，一位作者针对一些畅销的政治小说指出：“最近出版的书籍暴露出一种不完全的勇气，他们得到了警察的许可。”这样的表述可真有意思，不仅仅因为别人以前没有这样写过，而是因为写这话的人自己就是靠写作时事主题的小说得到了很多好处。那些无法确认这种话是否可信的读者，开始对文学作品的出版产生越来越多的怀疑。我认为，政治文学不应该拥有更多的权利，它应该有更多的责任。政治文学既要关注现实生活，又要努力达到一定审美标准，这样才能取得有价值的成就：真正爱国主义的真实证词。我们要防止爱国主义这个词的庸俗化，使它不受到轻浮的、煽动性的操纵。当然，好的文学可以涉及任何题材。我刚才所说的也许可以间接地回答你提出的问题。我想补充的是，政治生活可以丰富创作资源，当政治生活给人民带来恐惧和约束，偏离了国家的建设时，作家应该是第一个感受到这些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