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访谈的故事（第18/19页）

格奥尔基·格里哥库：现在，我是否可以冒昧地问一个问题：您还从当代报纸上收集类似于《傻瓜奥古斯特的学徒期》里的那些幽默剪报来记录一个逝去的时代吗？如果您仍然这样做，能否给我举几个例子？

诺曼·马内阿：在《傻瓜奥古斯特的学徒期》里，我从一本文化期刊中摘录了一些章节，时间从1945年持续到1965年。我这样做的目的是让读者了解书中年轻人生活的环境，他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年轻人，有点忧郁，非常聪明，渴望文化、艺术和一切超越日常生活约束的东西。他所生活的环境也许塑造了他的性格，也可能扭曲了他的性格。有些摘录的章节非常幽默，我想让大家知道，那个时代也是生动而复杂的。

至于傻瓜奥古斯特的成熟期，书中有明显的证据说明事件发展的连贯性，但也能看出和前一时期相比还是存在明显的差异。现在的报纸上有很多浮夸的颂扬文字，勇气在今天被贬值了，那些歪曲事实滥用文字的行为越来越严重……为了和我们的傻瓜奥古斯特保持一致，我们还是把视线局限在文化报刊。例如，我们可以学习那个聪明的年轻人，他每周把报刊上剪下来的讽刺幽默放在《学生生活》的文化栏目里。我手头没有这样的剪报，但我们可以回想起其他一些具有启发意义的例子，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总体的情况。对于一个不仅仅阅读，而且还生活在某种现实中的人来说，不应该忽视这些幽默中存在的严肃意义，也许这样的思考对我们是有益的。很多年以来，一些“同事”（我们还能怎么称呼他们呢？），特别是那些得到各种新闻媒体推崇的人，那些名利双收的作家，一直在痛苦愤怒地抱怨着。最后，他们让人们相信，作家不过是一群无用、不道德、愚蠢庸俗而且混乱无知的人，他们总在搬弄是非、欺骗他人。真正的作家——不断受伤又不断张开翅膀飞向艺术最高峰的信天翁——绝不属于他们的行列。

在布加勒斯特一本因为发表反文化言论而声名狼藉的文化期刊上，一个被批评家激怒的作家连续几个月发表了一系列恶毒的文章来猛烈攻击那些批评家。这个作家后来在意大利以书的形式发表了这些文章，而不是在罗马尼亚，为自己提供了一种独有的富有创造性的传播（通过诽谤）罗马尼亚文学的方法。在同一本周刊上，一个还算年轻的诗人，曾经拿过赫德奖学金，写了一篇可怕的充满沙文主义情绪的社论，叫什么？哦，叫《理想》，这样的文字在罗马尼亚也是前所未有。我们不需要去深究它所产生的令人遗憾的后果，但是，这个急切想唤起人们对其他时代记忆的年轻人，竟然没有被解雇没有被降职，他还频繁地出现在电视机屏幕上，仍然跻身于新闻界的领导阶层。

一本为年轻读者服务的文学杂志（这样的宗旨在他们建立了新秩序之后就被改变了，他们在几个小时之内重新设置了一个新的编辑委员会，并且一下子就存在了七年）发表了一篇充满抨击谩骂之词的文章，文章对普雷达的死因[5]颇有微词，嘲笑他所谓的体弱多病和日渐削弱的能力，甚至嘲笑他需要护士帮助他锻炼体能。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虽然我们很难因此就说他们是多么残酷或可笑。几个月前，在一本很有影响的杂志上，一个记者——其实是一名大学文学教授——用难以恭维的语言把那些与他的文化观点不同的人（可能是他大学里的同事）称作“没有祖国的动物”。这让我们想到了米哈伊·拉里[6]说过的一件事，两个学物理的女学生为一个技术问题进行争论，最后，其中一个无话可说了，对着另一个大叫：“你是个结核病人！”

这种挑衅的反文化言论虽然令人担忧，但一些文学杂志上没有任何讨论，一些人仿佛被包在保护层中，那样的情况更令人担忧。一个著名诗人用所谓的政治诗体要求取消雕塑家们的一个暑期疗养，一个作家攻击“精英阶层”和“人才至上论”，对于这样的人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对于那些被围在保护墙内的书和作家，我们能相信什么？对于那些“新”托尔斯泰、“新”莎士比亚、“新”马雅可夫斯基或“新”亚历山德鲁·托马[7]，我们又能说什么呢？

我们与那些玩弄卑鄙阴谋、歇斯底里、妄自尊大的人存在很大分歧，我认为这样的分歧应该得到明确的讨论，至少是在文学杂志上。

歌德曾说过：“如果你想表现自己的价值，首先要赋予这个世界价值。”我想我们可以用这句话来结束今天的谈话。为了进行正常的思想活动，为了正常自由地从事任何职业，我们应该有一些最基本的条件，没有了这些条件，任何创作冲动、任何对价值的接受和尊重都是难以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