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访谈的故事（第17/19页）

格奥尔基·格里哥库：总的来说，您认为当代的作家可以怎样参与到公共论坛中来？他怎样可以既发表自己对当代公众生活的意见，又可以继续做一个不把现实和创作混为一谈的作家？

诺曼·马内阿：不管艺术家的创作源泉和素材多么错综复杂，也不管有多少例外摆在我面前，我相信，作家必须在他的作品里实现其艺术使命，严肃对待自己，严肃对待他的职业。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不论要付出多大代价，他都要在最大限度上对真理和社会负责，他应该成为他的同胞可以信任的诚实的良知。为了抓住人和宇宙难以言喻的本质，文学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法则，不受到任何外界权威的影响。艺术观念应该和一定的伦理观念取得一致，我们不要欺骗自己，要遵循如此高尚的精神准则并非易事……贫穷、孤独和缺乏别人的理解，这些是作家必须承受的命运。但最让他们难以承受的是他们无法走近公共论坛，没有人对他们的观点、他们美好的愿望和潜在的能力感兴趣。

格奥尔基·格里哥库：讽刺和伦理之间是否存在某种重要的联系？作为一个对小丑主题进行过思考的人，我想您一定不会忽略，可笑的面具后面那个愤怒诗人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而面具作为“放弃”理想的标志却削弱了力量。在《小丑艺术家的画像》中，让-斯塔罗宾斯基把讽刺说成是“艺术和艺术家可笑的顿悟”，是“艺术对艺术创作本身的自我批评”。讽刺这一创作手法是否困扰过您？

诺曼·马内阿：我得承认，讽刺这个创作手法确实困扰过我。对我来说，它是我创作张力的一个中心。在我的上一本书里，我提到了让-斯塔罗宾斯基，我想指出的是，那本书的书名和主题都包含着讽刺的元素……[3]艺术家不是小丑，虽然别人可能这样看他，虽然社会逼迫他戴上闹剧里的面具。但是如果想到来自环境的压力——那个分裂扭曲的环境——艺术家戴着的可笑面具就不是屈从的标志，而是抗拒的标志，虽然这种抗拒是有所掩饰的，他只是在为报复做准备。艺术家不必用严肃的态度反对官僚，这只会提高他们的身价，因为你反对他们，说明你把他们太当回事，无意中反而加强了他们的权势，承认了他们的权威。艺术家把荒谬的东西夸大到可笑的地步，其中包含了太多的含义。

“经典”的资产阶级社会竖起一道厚厚的围墙，坚不可摧，密不透风。那些“不识时务”的悲剧英雄试图打破这道没有灵魂的围墙，他们挥动的工具弹起来伤到了自己，但他们的心中仍然存有幻想。在今天这个疯狂混乱的社会里，一切都深陷于消费主义和恐惧之中，荒唐可笑的东西大有“吞没”艺术的危险。但是作为艺术家，即使他不幸被沦为小丑，即使他要付出暂时抛弃自我的代价，他仍然要保持一种暧昧的姿态，把自己放在摇摇晃晃的跷跷板上，努力把损失转变成收获，把空虚转变成期盼。

格奥尔基·格里哥库：您相信一个脱去面具的还原到本真状态的艺术家吗？还是认为脱去面具别无目的，只是为艺术致命的双重性提供一种氛围？

诺曼·马内阿：我只能再说一次，在我们的生活里，有的人充满痛苦，有的人充满贪欲，除非艺术家的性格里确实存在某种不可改变的东西（不管他创作的“人物”脸上有多么不同的面具），否则在这样的生活里，我觉得没有其他从事写作的理由。我们不要把艺术这一崇高的“游戏”和社会中那些见不得人的“计谋”混淆起来……在这个紧张的世纪末，成就和堕落都已经达到了顶峰，金钱和谎言这两个人类发明来对付别人的武器已经获得了难以想象的破坏力，人类似乎毫不犹豫地行进在深渊的边缘，迈向最终的冲突。“艺术致命的双重性”也许是我们可以用来责难艺术的最后一个弱点。艺术的“游戏”里从来都只有幻想、美好、真理、智慧、圣洁、微笑、呐喊和希望，艺术是人类最高尚的表达方式，是灵魂里散发出来的喜悦。

格奥尔基·格里哥库：英语里有一句谚语：“傻瓜喜欢漂亮的文字。”您认为一个知道这个道理的作家仍然会遭遇漂亮文字和真实性这一旧“冲突”吗？在我们这个时代，根据现代诗学的定义，作家往往被看作“语言操作工”而不是不顾文体去追求纯粹“真实性”的猎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作家应该遵守怎样的规范？

诺曼·马内阿：我永远也不希望成为“语言操作工”。虽说设好陷阱悄悄等待，等待收集真实的“证据”是“猎人”的本分（例如所谓的纪实文学，与其说它是文学倒不如叫它文献，它的价值也仅仅在于此），我仍然不认为艺术可以存在于创作之外。我们应该说的是创作这一行为的真实性以及作品的价值。普鲁斯特和乔伊斯是“操作工”还是“猎人”？写作意味着文字，文字的艺术。在艺术里，真理不可能存在于文字之外。卡米尔·彼特雷斯库[4]不喜欢“漂亮的文字”，但他的“风格”却让很多人艳羡……任何真正的作家都不应该追求漂亮的文字（或者也可能是丑陋的文字）或是文体上的成功，优秀的作家应该同时关注真实性和语言，他应该厌恶空洞虚伪的文字。我从不怀疑，伟大的文学来源于语言和真实性的交融，同时也来源于它们之间的差异以及无数未知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