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访谈的故事（第13/19页）

我的那次访谈的发表和《十月，八点钟》的出版，以及其他“叛逆的奴隶”所出版的书都是很好的例子。如果不是因为当权者的模糊政策，要想出版和评论那些作品几乎不可能。我当然不是要低估当权者在意识到危险后可能做出的歇斯底里的反抗，在相对宽松的时期，政府似乎明白了，呼吸一点新鲜空气不至于导致政权垮台，而会为社会的新陈代谢提供一个短暂的调节期（1981年，罗马尼亚的形势比假冒“自由主义”的那个时期更加糟糕，但和后来相比，情况显然是好多了），但是，一旦游戏规则被打破，官方会迅速做出反应，急匆匆地要挽回面子，表现出愚蠢可笑的恐慌。

在这种情况下，面对这样可笑的斗争——一会儿被夸大，一会儿被缩小，一会儿看上去像是在哈哈镜里，一会儿又像在噩梦里，你的心里怎么可能没有迷失感？玛丽·麦卡西说过，“在压迫和恐惧产生的静寂中，连针落地的声音也听得见。”你怎么知道撞击马戏团棚顶的那声巨响不是针落地的声音？

在1982年或1992年，非罗马尼亚读者可能很难理解我的那次访谈里有什么颠覆性的东西，也许罗马尼亚读者也一样感到费解。这个体制在缓慢的侵蚀下渐渐地被削弱，直到有一天各种因素汇集在一起幸运地促成了它的垮台。痛苦可能还要持续很久，因为这个体制遗留下来的东西仍然存在。正如那次访谈中问到的一样，在这个体制下，人们的讽刺是不是“嘲弄者的顿悟”？

那个关于访谈的超长故事（就像在这个荒唐世界里有趣而无聊的生活一样）能为我们揭示什么？众人皆知的真理或谎言是否也能发人深省？上帝或者恶魔左右游戏的那些细节是否能揭示一点什么？例如，那篇访谈得以发表的细节。即使那次访谈只不过是“针落地的声音”，但它在官方层次产生的回音却不亚于炮弹的巨响。考虑到它产生的严重后果，人们应该首先严肃地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样的访谈会被发表？得到的答案很滑稽，活脱脱的一个“嘲弄者的顿悟”。那时，独裁者尝试进行新的卑鄙举措，通过把审查权力“移交给工人阶级”来加强审查制度。那篇访谈之所以得以发表，是因为某个来自“工人阶级”的人喜欢去朝鲜旅行：他就是那本杂志的总编。杂志社的总编往往都是由党指派的，他们对出版过程中的一切负责。只有当他们不在的时候，其他人才可能做决定。在我的这件事里，正是其他人抓住了机会冒了一次险。《星期》谴责说，只是因为负责人“外出到朝鲜或中国半年”，《家庭》“才发表了已经发表的东西”。从朝鲜回来之后，《家庭》的总编发表了这些自我批评的文字：

虽然你们所说的这些事发生在我出国期间，但这丝毫不能减轻事情的严重后果。我们的杂志发表了大量方向正确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文章，但不幸的是，正如你们注意到的，它也表现出了世界主义的倾向，无意中打击了我国文学的民族精神，并对它造成了伤害。

一直到1990年，也就是差不多十年后，我才明白这些话背后的真正意图。

独裁者是在1989年12月被杀的。从那时起，罗马尼亚一直在经历着混乱而艰难的转折和过渡。旧的体制绝大多数都保留了下来（“统治者的儿子们统治着我们的孩子”是一句流行语）；经济处于一片混乱之中；老的安全局仍然在暗处活跃地行动着（改名为罗马尼亚情报局）并且被分散到国家机器的各个分支；除此以外，很多人一如既往，仍然生活在负疚、恐惧和仇恨之中。很多东西都没有改变，但是也有很多变化是有目共睹的。正如某个聪明的评论员所说的，我们至少可以希望改变一下“方向”。直到1989年，罗马尼亚都在逆潮流而行，变得越发闭塞压抑，而现在我们可以希望它顺流而行，走向民主，尽管这个过程中会有很多挫折，会走很多弯路甚至倒退。

报刊方面也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转变。大约有一千种新杂志面世，不同类型，不同导向，不同质量。有些非常出色，足以和世界上任何一本优秀杂志相媲美，有些则比世界上最粗制滥造的杂志还要糟糕。现在，报刊上有了表现诚实、智慧和创造力的空间，同时，也有了比独裁统治时期更多的表现丑陋和谎言的空间。

一些报刊开始讨论右翼和左翼极权统治的恶果，揭露阴谋，展望民主的蓝图。但在另外一些报刊上，安全局和权贵阶层的势力卷土重来，恐外症、反西方主义和假情报成为它们的重要内容，他们利用新的“自由”继续玩弄邪恶的把戏。

和1981年那次访谈相关的几个人就是这些潮流中的代表。不论是在独裁统治最为险恶的80年代初，还是在开始向民主迈进的现在，我的“案件”也许可以帮助人们了解总体的局势。也只有在历史的大背景里，这个有关那次访谈的故事才能够发人深省，我的这些文字才不至于枉费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