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访谈的故事（第12/19页）

不出所料，在接下来的一期《星期》里，一篇题为《必要的意识形态》的文章更加明确地说明了科尔内留是怎样展望“创造新的人类”的。为了创造新的人类，“艺术家和文化界人士要贡献出他们最好的东西”。社会中的不和谐因素要一一被剔除，首先就是那些从种族和文化上都不属于罗马尼亚的人（即使他们用罗马尼亚语写作）。“不论他们愿意不愿意，他们都要经过自然选择。从道义上来说，你不能一方面汲取着这个民族文学的营养，另一方面又对它表示蔑视，或者你一方面得到如此仁慈的共产党政权的报酬，另一方面却对它百般责难，再或者，你一方面用罗马尼亚语写作，另一方面又嘲笑那些无名的民谣作者以及艾米内斯库、约尔加和高加。”他指的是那些伟大的罗马尼亚民谣作品，以及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罗马尼亚经典作品。没有人像他说的那样嘲笑神圣的“传统价值”，这只是一个为了“自然选择”而强加的罪名，是一种暗示，暗示那些可能亵渎神圣的人，那些由于他们的出身而注定要亵渎神圣的人，事实上已经亵渎神圣了。

当初那个少数民族部的官员问我为什么不移民时，他曾虚伪地称赞我是“欧洲类型”。难道早在1985年，安全局就已经读到还在达尼罗·基斯的脑袋里并且不是用罗马尼亚语写作的文字了吗？我指的是达尼罗·基斯198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写的是一个东欧作家逐渐发现他和当局的冲突以及这些冲突产生的后果（边缘化和压迫感）都要归因于他潜在的“欧洲意识”，因为“认为自己属于中欧的这种意识本身就是一种不同政见”。我是在罗马尼亚境外看到这篇文字的，“像那些想要证明自己已经被同化的犹太人一样，这个作家发现误解源于他自己的沉默，源于他几乎没有意识到的对一个更为民主、更为全面的欧洲的向往——他正是因为这而受到了谴责。他觉醒的结果是流亡，或者监狱。”我在这样的描写里找到了自己，非常地贴切。觉醒是个缓慢的过程，冲突无法消除，最终是痛苦的离别。

我的过去和现在远比我这里描写的要复杂得多。我1986年离开了罗马尼亚，时间上的距离现在也变成了空间上的距离。我并不热爱旅游，五岁的时候我第一次被驱逐出了罗马尼亚，五十岁的时候最后一次离开了这个国家。在那些动荡的岁月里，我经历了这个世纪最重要的人生体验—大屠杀、极权统治和流亡。

1990年，我在一本德国杂志上看到一篇描写我离开罗马尼亚时情况的文章。文章的结尾写道：“他选择离开的时间已经太晚了。马内阿不愿同流合污也不愿被人忽视。当他最终心情沉重地决定离开时，他完全可能遭遇更加糟糕的命运：无声无息地消失在安全局的地牢里。”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伊娃·贝林，她是著名的罗马尼亚文学专家，对战后罗马尼亚的情况非常熟悉。

消失在安全局的地牢里这种危险只是一种假设。1988年，我有机会在美国谈到了这个问题。一位教授在考虑是否给我资助时问我，如果我回到罗马尼亚情况会怎么样？会被监禁吗？会被杀吗？非常残忍的问题，但是他为了判断资助用得是否恰当有权这样问。当我回答说，我并不是人们理解的那种“持不同政见者”时，评审委员会大为吃惊。我不是共产党员，我的任何书或文章里没有任何向这个制度叩首称臣的文字，我极少使用“同志”这个词，就算用也都是为了讽刺。我也不像人们希望的那样是一个狂热的反共产党分子，我只是想以作家的身份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里“生活在真理中”。用哈维尔关于持不同政见者的话来说，我与当局的冲突并不是“出自任何有意的目的”，而是出于我“思想、行为、工作”的“内在逻辑”。但我不愿被贴上“持不同政见者”的标签，这个名称的定义已经越来越狭隘。作为一个“局外人”，我觉得达尼罗·基斯对欧洲人概念的描述最符合我的情况。

我给评审委员会的答案是：我不知道。如果我回到罗马尼亚，也许我会被逮捕，也许会受到审查，也许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也许我会在“事故中”被车子撞死，也许我会自杀。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也可能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事实是，我不知道。对于那个充满仇恨和诡计的社会，我不可能做任何预测。但是，1987年我在柏林遇到一个罗马尼亚来的朋友，他警告我无论如何都不要回去。

在过去的十年里，罗马尼亚共产党的矛盾性质推翻了以前斯大林时期的逻辑，虽然他们之间不乏共同点。齐奥塞斯库的独裁统治兼备了斯大林主义和纳粹的特征，但它在拜占庭的根基上奇怪地加上了一些“新的”东西（从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左翼或右翼独裁统治那里借用的）。这种两面派的统治任何时候都会出其不意地出击，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暧昧关系经常产生一些意外的积极效果。抛开一些主要的民族差别不谈，过去十年中在东欧的所有国家都可以找到这种所谓“真正社会主义”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