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访谈的故事（第11/19页）

各种各样的注解、各种各样的密码，还有各种各样的细节，充斥着书籍的每个角落。“那里一切风平浪静，一切都至关重要——这里风起云涌，但一切都微不足道。”这是菲利普·罗思写的，把东欧和西方进行比较。确实，有关那次访谈的故事比那次访谈要长得多，每一句话背后的故事都可能和整篇文章一样长。

真理在破碎的密码文字中幸存了下来，只因为那些仍然执拗地相信真理的人。有人问一个拉比，“既然您知道迷失的灵魂无法被改变，您为什么还要不停地布道？”他回答说：“为了我自己不被改变。”那些密码比整篇文章更重要，后台的活动比前台的表演更重要。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生活在地下秘密进行着。

我在《家庭》上发表的访谈掀起轩然大波，这更加恶化了我和当权者之间原本就远不算和谐的关系。

狼群的队伍越来越壮大，更多人的目光聚焦在我身上。任何有关那次访谈的文字都不许见报。那篇文字从《罗马尼亚访谈录》中被抽掉，编者做再大的努力也无济于事，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我1984年出版的《在边缘》那里。《在边缘》是一本散文集，开始的时候受到审查者的阻挠（他们说这本书的精神和那次访谈完全一致），但后来在一位勇敢的编辑朋友的坚持下终于得以出版。

那个被派来告诉我政府有的时候会和它的仆人（如“杀手队”）划清界限，政府欣赏“欧洲类型”的官员显然对那次访谈的前因后果了如指掌，而且他也可能非常了解作家协会最近的风波，一个评委差一点把一个奖颁给了《十月，八点钟》（那个评委后来大胆地再次把奖颁给《在边缘》，但欣赏我“欧洲类型”的官员撤销了这个奖）。那个非常动情地说我“像他的父亲”的官员在问我为什么不移民的时候，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对我来说，要想再出版新书简直是天方夜谭。

但是，1985年在我终于拿到那本等待已久的护照后，我把《黑信封》留给了我的出版人，这本书对独裁制度的批判比其他任何书都更加犀利。两个月以后，我从国外回到绝望的罗马尼亚，为争取让这本新书得以出版所经历的困难超出了我最悲观的想象。如果没有我那些编辑朋友的支持，这本书永远也不可能出版，即使是在做了大量删减和改动之后也无法出版。这个国家的局势越来越危险，我个人的境况也到了难以忍受的边缘。1986年，我再一次申请以“旅游者”的身份去西方国家——这一次和我同行的还有我的妻子。在漫长的等待后，我们俩都拿到了护照。

这一次，安全局的官员没有来访。我准备好听到警告电话（从“少数民族部”还是“文学部”？）。在离开之前，我重读了我对那些攻击我的人的反击，他们攻击我是个“外国”罗马尼亚作家，不懂罗马尼亚语。当然，我的反击是间接的。我的文章发表在1982年3月15日的以色列杂志《文化马赛克》上。我还是利用了我的“少数民族”背景，否则我可能无法在别的地方发表这篇文章。这是一篇为乔尔乔·巴萨尼的短篇小说集《大墙内》写的书评：

就像贝娄是美国人，莫迪亚诺是法国人一样，巴萨尼当然应该是意大利人（在这里，我们努力克制着不去提及某些当代杰出的罗马尼亚作家的名字，他们不幸地由于语言上的隔离——而且不仅是语言方面的隔离——无法得到他们本应得到的国际声誉……）乔尔乔·巴萨尼是一个“属于全人类的”作家，这和所有其他伟大的作家一样，不论他叫萨巴、舒尔茨、布莱切、卡内蒂、契诃夫还是曼，或是今天或昨天的许多其他作家。他们属于他们的地方、他们的时代、他们的种族，但同时他们又属于任何地方、任何人，并且永远如此。

发表这篇文章的这本杂志发行量很小，但还是迅速有了反响，还是《星期》，还是那个已经越来越不年轻的诗人科尔内留。他提到这篇文章“刊登在布加勒斯特一本杂志的最近一期上”（他没有提杂志的名称），他写道：“那一串显然是随意列出的名字隐藏着我们可以理解的深意，但是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要把布莱切或舒尔茨和契诃夫以及托马斯·曼这样‘属于全人类’的作家相提并论。”对一个根本无视萨巴和卡内蒂的人解释谁是布莱切（被法国人视为罗马尼亚的卡夫卡）或谁是布鲁诺·舒尔茨（波兰诗人）显然毫无意义。关于其他“那些让人怀疑诺曼·马内阿‘思想意识’的文字”，科尔内留问道，“那句‘而且不仅是语言方面的隔离’是什么意思？”他接着写道，“我们倒想知道他到底想说谁，他们怎么被隔离了以致不能成为世界级的作家？！至于语言上的隔离，我们也许应该提醒诺曼·马内阿，既然他连罗马尼亚语都不懂，他永远也别想通过一门外语成为世界级的作家。”很明显，科尔内留不仅反对文学评论家对我的作品所做的评价，更重要的是，他在质疑我，作为一名“外国人”，是否属于这个国家和这种语言。即使这只是一种民族主义的论调（或者说，也许就是因为这是一种民族主义的论调？），这样的话仍然刺痛了我的心。在我之前的许多不同国家的作家，都曾经说过“一个作家的语言就是他的祖国”。一个诗人补充说，“即使这种语言是德语，而这个作家是犹太人。”这个诗人就是流亡中的保罗·策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