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第29/59页）

莫菲先生瞧着加什帕尔先生，并第一次对他微笑。加什帕尔先生瞧着讯问人的大手和被讯问人的大手并排放在桌子上，于是，他也一样，冲他微微一笑。

“我只是想弄明白。你的同胞在梦想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吗？”

“所有的说教者都说这个。他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去神圣化的世界中。既不新，也不完全错误。”

“去……什么？去—神—圣—化？”

“它没有丝毫的神圣。去神圣化。但神圣隐藏在世俗中。这是他说的。因此，它藏在……我们周围，我们内心中。既然隐藏，便不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它不被允许，它处在危险中，被扔弃。神圣被排斥，但隐藏了，持续着。”

“为什么隐藏着？我们的世界满是教堂。满是犹太会堂和清真寺。还有佛庙。而我，我就去教堂。我是信徒。”

“我不是。我听说，洛杉矶有二百五十个不带宗教结构的帮会。二百五十个神？这也许比只有一个神的宗教暴政要好。我不知道迪玛想要什么，或者人们到底建议什么。想法并不危险，只要它们不成为现实。我不认为一个神圣化的世界真的会很神圣。我担心。”

“美国的父辈创建者是一些信徒。他们都读圣经的。”

“但他们把个体定义为公民。”

“宗教帮助人。”

“兴许，但国家呢？伊朗不是唯一的例子。”

“要求你写这篇文章，并不意味着你非得写不可。这难道是一种复仇吗？”

“一种复仇？向谁，为什么？我甚至都不认识迪玛。”

“我不是在说他。向那些像他一样的人。你的家庭受苦了。”

“我的家庭？是的，它受苦了，但我，我是战后出生的。我的父母想忘掉这一恐怖。此外，他们曾被马扎尔人[63]当局送往集中营。迪玛不是匈牙利人。”

“不是在说他。是说像他那样的人。”

彼得不吭声了，沉着脸。他的家庭？这么说，他们知道了迪玛、帕拉德和他的一切。现在，警察将要问他关于后来成了共产党检察员的钟表匠的种种细节，还有在火葬场门口见到的他妻子的情况。他本不该写这篇文章的！他早就预见到了怀疑。有必要表现得谨慎、宽容、暧昧。复仇，愤慨，怨恨，你瞧瞧这个！

“不，不是一次复仇的影子。那篇文章很和善，美国的报纸就是这样肯定的。他们说，我在纪念迪玛。这是真的吗？我对伴随我成长的那种文化环境无法免疫，对它的矫揉造作和它的寡廉鲜耻。外省的精英主义，世界的尽头。无论如何，共产主义治愈了我的启示。”

“你说没有什么是新的。因此，也没有什么启示了。”

“唔！是的……我成长在一种暧昧与躲避的文化中。美国给了我再教育。”

“通过这个女学生吗？”

“兴许吧。我以前没有想过。我该想到的。”

是的，他本该想到的。莫菲的建议是贴切的。

“大学生们也教育了我，是的。塔拉也是，无疑。我很好奇，我想弄懂我来到的地方。而你，你想弄懂我离开的地方。”

“文章中说到，暴君们让他迷惑。迪玛先生赞赏暴君吗？为什么？他不是也一样，在暴君统治之下生活过吗？”

“军事独裁只是在他介入政治之后才建立。军事的，但又是巴尔干的。而不是德国的或中国的。腐败的优势。”

听到对腐败的赞扬时，警察眨巴着眼睛，但不作解释。

“他也将了解一种西方的独裁。在战争期间，他是一个大使馆的公务员，在一个西方国家中。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如他所说，并不让他讨厌。社会管理中对上帝的暗示，基督徒的牺牲。荣耀和拯救，宇宙节奏中人的重返，家庭体系的有机性，跟退化的个人主义相对。如同习惯的那样，我斜向地、肤浅地读了这些。”

理论似乎早已让彼得和帕特里克都疲劳了。句子末尾，加什帕尔深深叹了一口气，仿佛一次实在太长的苦役终于结束了。

“学院院长是不是希望这篇文章会给你带来声望？他聘用了你，尽管有不少反对意见。”

“我不知道。拉里，对不起，阿瓦建先生坚信必须写这文章。这是一个正义的事业，他说。我应该治愈东欧的暧昧，他说。他在那所大学学习过，老头就是在那个大学中变成了一个伟大的美国教授。这一巧合刺激了他的神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