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仔炸鸡进城来（第12/14页）

“可你是中国人，是在社会主义的中国管理企业。”京林说。

我们正在争论着，夏皮洛先生从办公室里走出来，嘴唇上还沾着咖啡的水印。彼德给他解释了事情的经过，没想到我们这位洋老板只是挥挥手让我们干活去，好像这事根本就不值一提。他说了句：“这是公司的规定，我们谁也没有办法。你们要是真的不想浪费，那就每天不要炸那么多的鸡块，炸了就要都卖掉。”他说完走到门外抽烟去了。

彼德说：“这是实话。他也改变不了公司的规定。你们最好从现在起卖多少炸多少吧。”

我余怒未消，说：“我要给《木基日报》投稿揭露这件事。”

“宏文，你那么激动有啥用？”彼德得意地笑笑，稍稍扬起那张国字脸，“关于这件事报上已经有好几篇文章了。上个礼拜《北京晚报》登了一篇写咱们公司的长篇通讯，人家那位记者赞扬了咱们公司处理剩鸡的做法，说这样做最终会减少浪费。他说我们中国人就应该采取美国企业管理的先进经验。你去揭露有啥用？大家已经知道了咱公司有这条规定。”

我们听了都不作声了。我们原先的计划是：如果夏皮洛先生继续烧掉剩鸡，我们就罢几天工给他看看。可是，彼德的话使大家都泄了气。

京林还是要跟彼德较劲。天黑后，他在彼德那辆停在院子里的本田摩托车的后轱辘上按进一个图钉。彼德给家里打了个电话，他老婆开了一辆白色的丰田小卡车来把他和摩托车一起拉回家。我们看到后更丧气了，谁也想不到他会有一辆崭新的小卡车。在我们木基还没见过有谁能够阔气到买卡车的地步。我们不禁自问：“天哪，彼德这小子到底有多少钱啊？”

我们都想知道他每月的工资是多少。发工资那天，夏皮洛先生不知为啥把彼德的工资和我们的混在一起了。平时我们都是收到装着钞票的信封，但彼德的信封永远是瘪的。菊菊说，彼德的信封里只有一张纸条，那叫支票。他可以用这张纸在银行里换钱，彼德在银行里有个支票户头。在我们这里一般只有公司企业才可以开这样的户头。菊菊说：“咱们的老板每个月在那张纸上给彼德写好多钱。”我们非常好奇—他从夏皮洛先生那里到底拿到多少钱？自从我们开始在炸鸡店工作以来，这个问题就像谜一样诱惑着我们。现在，这小子的工资信封到了我们手里，我们终于可以揭开谜底了。

满友把信封放在一杯热茶上焐了一会儿，轻易就打开了信封。支票上的数字令我们目瞪口呆：一千六百八十三块七毛五美金。过了好一阵都没有人说话，大家谁也没想到彼德领美国的工资，拿的是美元，不是人民币。也就是说，他的工资要比我们高二十倍！怪不得他干活那么卖力气，照料牛仔炸鸡店就像照料自己家一样，平时想尽办法来讨好夏皮洛先生。

那天晚上下班以后，我们在白莎家里举行了紧急会议。白莎的母亲是医生，所以她家的房子很宽敞，白莎有自己的房间。她拿出五香瓜子招待我们。大家喝着茶，说着话。

“妈的，想起彼德每个月搂进那么多票子，我这心就堵得慌。”京林一边说，一边用手揪着自己像刷子一样坚硬的头发，不住地叹气。他看上去很丧气，好像比昨天老了十岁，胖乎乎的圆脸也失去了光泽。

我说：“彼德那小子可以天天吃馆子，而且是最好的馆子。那么多钱他怎么花啊。”

费兰把瓜子皮吐在手心里，瞪起一对三角眼说：“我们一定要抗议。这不公平。”

白莎叹了口气，也说：“我现在才知道被剥削是啥滋味了。”

“凭良心讲，彼德是给店里出了不少力，”满友说，“可是他挣那么多钱实在是说不过去，太过分了。”他似乎还没有从最初的惊愕中醒过来，一个劲地搓着越来越瘦的腮帮子。

“咱们不能就这样算了，一定要想出个办法来。”京林说。

我提议：“这事咱们可能得跟老板谈谈。”

“你寻思他会给咱们每个人一万美元？”白莎的话里充满了怨怒。

“我没那么想。”我说。

“那跟他谈什么？”

满友说：“我也不知道谈啥。白莎，那你说咱们该咋办？”

满友是我们这些人中的小诸葛，他也没辙了让我多少有点吃惊。白莎说：“咱们现在要团结，要齐心。咱们要求老板开除彼德。”

大伙儿听了一下子安静下来。屋子里有一张铺着粉红色床单的双人床。两个鸭绒枕头摞在一条叠着的花毯子上。白莎一个人要这么大的床干啥？她一定经常和她的男朋友在上面睡觉。这个小婊子。

“这主意倒是不错，咱们一块儿把彼德这小子挤走。”满友说，语气里对白莎崇拜得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