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仔炸鸡进城来（第10/14页）

我们都知道彼德在银行里存着几个美元，但是想不出来他到底有多少钱。等我们找到他那幢还没完工的房子，都惊讶得大眼瞪小眼。这是一座三层的小楼，房后还有车库。房子周围占地足有十多亩，正好位于一处临河湾的矮坡上，居高远望，河下的风景尽收眼底，可以看到松花江中的两个小岛和对岸辽阔的田野。

彼德不在那儿，有六七个工人在工地上忙活着，房子里时时响起有节奏的敲打声。我们问一个年岁大的像个监工的人，这房子造价要多少。

“至少二十五万吧。”他说。

“这么贵？”满友好像喘不过气来。他那没有睫毛的大眼睛直眨巴。

“说实话，我看还不止这个数呢。我盖了一辈子房子，从来没见过谁家这么排场。”

“这房子是啥式样的？”费兰问。

“这叫维多利亚式。焦先生和他太太自己设计的图样。屋里有两个大理石的壁炉，都是从香港进口的。”

“妈的，他从哪儿弄这么多钱？”白莎说着用白皮凉鞋的后跟把一个啤酒瓶子踢得远远的。

这正是我们大家都在想的问题。每个人的心里都沉甸甸的。我们没敢久待，生怕彼德回来撞见我们几个人。回家的路上大家都没有说话，脑子里只想着彼德的那栋大房子。他肯定挣的比我们多，要不哪儿盖得起那座比市长家还要宽敞的大厦。去之前我们说好了要在一个啤酒馆吃早饭，现在谁也没这个胃口了。过了码头以后大家就分手了。

打那天以后，我注意到其他几个员工都用一种怀疑的目光打量彼德，好像他是个天外来的杂种。他们的目光里充满嫉妒和愤恨。大家都开始拼命地学英语：满友报名上了一个夜校英语班，学的教材是《今日英语》；白莎和费兰每天很早起来收听电台的英语广播讲座，背诵英语单词和习语；京林想学地道的美式英语，说听起来更自然，于是他就整天捧着本《英语九百句》。我也在学英语，但是我比他们年岁都大，记忆力也不行了，学半天也记不住几句。

在店里工作的时候，他们对夏皮洛先生更友善了，经常给他倒咖啡。有一次，白莎甚至请他尝尝她从家里带来的葱油饼。

一天上午，店里不是很忙，我无意中听到白莎在用英语和夏皮洛先生对话。“你有房子在美国？”她问。

“有，是一幢砖砌的平房，不算很大。”他感冒了，鼻音很重，哑哑的。

“有几个小人在房里？”

“你是说孩子？”

“对。”

“我有两个，我太太和她前夫生了三个。”

“哦，那你有五个孩子？”

“可以这么说吧。”

夏皮洛先生说完转身继续用圆珠笔填写一张表格。白莎斜着眼睛瞄着他那松弛的面颊，又看看他手腕上的黑毛。她真是个贱货。但我还是有点佩服她。她居然有胆量用英语和洋老板说话，而我在他面前根本张不开嘴。

因为我们已经见识了彼德的大房子，所以我们的眼睛一天到晚盯着他，急切地想找碴儿跟他干一仗。可是这小子比猴子都精，知道怎么对付我们，也知道怎么维护洋老板对他的信任。他避免和我们吵架，如果我们不听他的，他就走进夏皮洛先生的办公室，和洋老板躲在里面半天不出来。我们这时候会很紧张，因为不知道他是不是在里边告我们的状。所以我们也不敢太过分。彼德每天晚上都是最后一个离开店里。他关上护窗板，锁上收款机，把没有卖出去的炸鸡包起来，放到他那辆本田摩托车的后挎箱里，骑车回家去。

自从炸鸡店开张，如何处理每天晚上剩下的炸鸡就成了我们和夏皮洛先生之间的一个重要矛盾。我们曾经要求他允许我们把剩鸡带回家，但是他不干，说公司规定不许雇员这样做。我们甚至提出花一半的价钱把这些剩鸡买下来，他仍然毫不通融。他指定彼德来处理每天的剩鸡。

在我们看来，彼德一定是把剩鸡拿回去给那些盖房子的建筑工人吃。他如果不把人家喂好了，他们会偷工减料。这个王八蛋，不仅钱拿得比我们多，而且所有的好处都归他。我们越想越不忿。有天晚上，等他关了店门，骑着摩托车离去之后，我们从附近的一条小胡同里拐出来，骑着自行车跟着他。满友要去夜校上课，京林要在医院照顾因为小肠疝气住院开刀的弟弟，所以只有费兰、白莎和我参加了这次行动。彼德骑的电驴子当然比我们走得快，但是我们知道他的回家路线，所以也不着急，时不时地聊着天，开开玩笑。

远处，彼德的摩托车在江堤上像一团鬼火一样轻轻掠过。夜里很凉，从江里泊着的一条船上传出来几个人唱的民歌小调。我们急于证明彼德把剩鸡拿回家去了，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可以向夏皮洛先生告发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