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鲍德温（第12/16页）

美国的精英都担心美国的数学落后于中国，但他们应该开始担心的是，美国一个更加根本的、始终被认为是美国之力量的方面正在落后于人：即勇敢面对所有挑战的能力，不论多么艰难或令人生畏。在巴基斯坦，一个名叫马拉拉的女孩为了能够学习阅读和书写愿意付出自己的生命。而在这里，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才能重燃这种渴望？我们许多的孩子面对历史和文学时都与文盲无异，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哀叹又人尽皆知的事实，但他们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吗？

如果高校真的对反对“特权与压迫”感兴趣，他们就不会只是教孩子这些伟大的虚构作品，他们会让孩子们意识到，一场真实而严重的反种族主义与反压迫的斗争正在美国上下各个贫困街区进行着。他们会鼓励学生去了解生活的真相，就从一件简单的事开始：根据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民权项目所说，“双重隔离”[151]学校的数量在过去二十五年间不减反增。我们难道不该好奇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们反倒退步了吗？

我其实不怪那些想在大学校园里的书籍和电影上贴警告的学生。我不赞同他们，但是我不怪他们。然而我的确在怪我自己这一代人。我们哪里出了毛病？当我们走上街要求自由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为了这些斗争吗？我怪我们这一代人，我们忘了教育孩子：生活中永远没有安全的地方，安全只是一个幻象。“无论我们说什么，我们多数人，都是在黑暗中行走，在黑暗中吹着口哨，”鲍德温在1961年的一次采访中说，“没有人知道从这一刻到下一刻他身上会发生什么事或者他将如何承受。这是不可约省的。每个人都是这样。事实上，社会的性质就是要在它的公民中创造一种安全的幻象，但安全由始至终都必然只是幻象，这也绝对是事实。艺术家就是来搅乱这种平静的。”

在巴尔的摩图书节我的演讲的最后，两位朋友柯尔特和辛迪过来打招呼，接着有两个小姑娘也过来同我们交谈。一个姑娘激动得几乎快不能呼吸了，她告诉我，她一直都喜欢书，她会找个秘密的地方读书，在书上划线，把自己最爱的书“搞得一团糟”。“你最爱的是哪位作家？”她问。我本来打算告诉她我通常会说的答案——说到书的时候我总是有点混乱，想到什么说什么——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想跟她说这个——她的眼中有那样一种热切和光芒，她只是一个爱读书的人，渴望着发掘珍宝。让我颇感意外的是，她说自己的一大“发现”就是简·里斯（Jean Rhys），《藻海无边》的作者。“天哪，”我说，“我以前一直超爱她。我在德黑兰的时候，一个朋友给我寄了她所有的小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不停地重读她的书。还在读她的人我在这里一个都没见过。”她说：“我还在读。是不是超赞？”我不由自主地想，是的，超赞。

因此我没有略过她的问题，而是说：“我现在最爱的是詹姆斯·鲍德温，因为我现在读的、想的都是他，但还有其他许多作家我也爱。”她对我说她没有读过鲍德温，但是她有个好朋友简直为他痴狂，几乎读了所有他能弄到手的东西。她的朋友告诉她，巴尔的摩有一个“詹姆斯·鲍德温社会”。我们又谈了一会儿鲍德温，我提到了佐拉·尼尔·赫斯顿，而她其实是在高中读的赫斯顿。起初她觉得语言晦涩难懂，后来，没错，她非常喜欢赫斯顿的书。

之后她和她的朋友离开了，我则跟着主办方回到车里，谈论图书和图书节，以及那些四面楚歌的书店的命运。我的口袋里依然装着詹姆斯·鲍德温的那段话。我本来打算在演讲的最后提到这段话的，但我反而谈的是马克·吐温。回家的路上，我在车上打开了那张纸，又一次去读那段话：“因为，尽管我们经历苦难、我们欢欣喜悦、我们可能胜利这样的故事永远不新鲜，但我们还是必须听这样的故事。没有什么别的故事可讲的，这是我们在所有黑暗中寻得的唯一光明。”没有危险的喜悦会存在吗？没有黑暗的光明呢？

那些日子，对我来说一切都和鲍德温有关，就像曾经一切都有关吐温、纳博科夫、劳伦斯·斯特恩[152]、勃朗特姐妹、福楼拜、斯韦沃[153]、奥斯丁和果戈理，正如以后还会是那些处于我发现中的年轻作家：大卫·福斯特·华莱士、加里·施特恩加特（Gary Shteyngart）、安·帕切特（Ann Patchett）、杰弗里·尤金尼德斯（Jeffrey Eugenides）……是我在选择他们，还是他们在选择我？三十年来，鲍德温一直在我的脑海或内心的某个角落里写作，等着我最终聆听他的声音。而在这里，在美国，我回到了他身边——不是像他通常与其他作家交往的那种方式，而是像我对马克·吐温的兴趣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