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鲍德温（第10/16页）

鲍德温受到很多人攻讦，其中包括新一波非裔美国人，他们厌恶那似乎并没有在减少的暴力，而且对小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策略已经不耐烦了。最“臭名昭著”的是，埃尔德里奇·克利弗（Eldridge Cleaver）在《冰上的灵魂》（Soul on Ice）（一本混合了一些才气和辛辣，以及大量咆哮的书）中说，鲍德温的作品里有“最折磨人的、最让人痛苦的对黑人、尤其是对他自己的彻底仇恨”。克利弗继而说，他的写作中还有一种“最耻辱、最狂热、最阿谀谄媚的对白人的爱，这在所有我们时代最著名的黑人美国作家的写作中都能找到”。如那时候在黑豹党人中流行的一样，他声称，同性恋是“病态的”，“白人”让鲍德温失去了“男子气概”。在国外——包括古巴——生活了多年之后（他在国外时还因为缺钱向鲍德温求助，鲍德温一如既往，慷慨地把钱借给了他），克利弗回到美国，深入地参与了各种宗教组织，包括摩门教，最后他成了一个保守派共和党人。而由始至终，鲍德温都还是鲍德温。

最近在《纽约时报》上刊出的一篇文章又让我想起了拉明。文章的标题是“警惕：文学经典或会让学生不安”，它一开头就抛出一个问题：“学生准备读《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时候，是否应该如一位罗格斯大学的学生提议的那样，事先提醒他们里面包含了‘各种涉及血腥、虐待和厌女倾向的暴力场景’？”它接着又问：是否《哈克贝利·费恩》和《崩溃》也该带一则“警告”？因为它们提到了种族主义。文章余下的部分都是在列举不同大学的学生都如何要求经典虚构作品标明警告，以防止学生因为书中令人痛苦的内容受到心理创伤。这篇糟糕的报道最令人脊背发凉的是，它写到有一份为这些新增的警告所拟的“撰文指南”流传于欧柏林学院的网站上：“该指南指出，他们应该在所有可能‘打断学生学习’和‘造成心理创伤’的地方做好标记……警惕种族主义、阶级歧视、性别歧视、异性恋主义、原性别主义[147]、体能歧视和其他特权与压迫问题。要意识到，所有形式的暴力都是心理创伤，你的学生在来课堂前、在课堂外都有他们的生活，以及你所没有预料到或不能理解的经历。”这则指南因为几位教员的抗议被删除了，“一个由教师和学生组成的特别工作小组原打算开始更彻底的审核，但因为这一抗议被暂时推后了”。

我觉得十分惊奇的是，像种族、阶级和性别这样的概念，它们曾如此具有煽动性，如今却沦为了这样空洞却危险的词汇，它们解释不了任何东西，主要的作用就是审查，像所有的审查行为一样，它用跟压迫斗争这种自以为是的借口使自身正当化。他们想要的就是这样吗？或许那些在欧柏林及其他大学的陷入这种无稽之谈的人应该看看这个世界和这个国家，再重新定义“特权”和“压迫”——或者直接再看看学生进他们的机构要交多少学费。这种胡说八道竟会在大学里出现——它们的存在基础原是它们具有鼓励我们质疑、思考、想象，当然还有学习的使命。那个想要在阅读《了不起的盖茨比》或《威尼斯商人》（这又是一本容易造成心理创伤的书）前看到警告的年轻男子或女子，我愿意握着他/她的手，提醒他/她，海地美国作家艾德威奇·丹蒂凯特（Edwidge Danticat），她本人就是一个众多恐怖与痛苦的见证者，但她写道：“没有人会爱你胜过你爱自己的痛苦。”

数年之前，斯科特·西蒙（Scott Simon）在大屠杀纪念馆对本·金斯利爵士[148]进行了一次采访，后者慨叹道，我们在为年轻一代屏蔽痛苦，教他们避开悲剧。这种打算把所有震动我们心灵的事物当成讨厌的东西消灭掉的企图，才是我们社会真正的危险——而那些让我们直面自己、直面世界的书籍和电影并不是。鲍德温曾为那些黑人与白人在枪口下游行示威争取自由，他曾冒着被套上枷锁投进监狱的危险与种族隔离奋勇斗争，我相信，他在最漫无边际的梦中也想象不到，这些人的子孙后代会惧怕阅读他们自己的历史。他们受尽苦难、经历艰苦卓绝的斗争，就为了让我们成为这样一群胆小鬼吗？苏珊·B.安东尼和哈里耶特·比彻·斯托想得到她们为女权做的努力会沦落到这一步吗？假若我们连阅读或书写创伤都承受不了，我们如何真正地面对创伤？那么，面对那个因为参加了聚会而被逮捕、鞭打的伊朗小女孩，面对那个女儿被恐怖分子绑架、卖作奴隶的尼日利亚母亲，或面对那个就在我们眼前出事的被掳走、强暴、囚禁数年的美国小女孩，我们要说些什么呢？我们是否要告诉他们，我们无法承受听他们讲述的自己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