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巴比特（第7/19页）

辛克莱·刘易斯的天才之处在于，当现代广告还未占领美国整片国土并限定住这个国家的灵魂时，他就捕捉到了它的本质。广告实际上是一种20世纪的现象，就像属于那个世纪的许多其他事物一样，它产生于美国。它天才的地方在于，它能够劫持我们的“愉悦、热情和智慧”，将它们重新包装，然后当作奇思妙想还给我们；它可以把从汽车到真空吸尘器这些日常工具，都变成我们渴望的洋气物品。专事研究愉悦、热情和智慧的小说家们，最早洞悉了广告和科技最好和最坏的影响。从儒勒·凡尔纳[101]的奇异之旅到《1984》和《美丽新世界》的阴森世界，他们成了现代世界的预言者（不过往往是卡珊德拉[102]）。

我们21世纪的公民大多不能轻松地揶揄谴责巴比特。我们能否认自己对他感到有某种共鸣、某种让人不安的认同吗？毕竟，我们的iPhone、iPad和Kindle都是那新潮的闹钟复杂化了的衍生物。这些，以及我们开始渐生依赖的其他成千上万种产品，唤起热情，也勾起罪恶感和焦虑。他们告诉我们，玉兰油新生焕肤系列可以唤回青春，花旗信用卡让我们免于无聊，而阿尔卡特和威瑞森[103]让我们实现梦想。与此同时，保险公司则日以继夜地除了挂念着我们的幸福安康，此外一无所求。

我能够想象自己排在其中一条长得看不到尽头的队里，跟巴比特式的人物一起等着最新款的iPhone，而他“热烈地说了许多富含诗意的赞赏的话，虽然他对所有这些机械装置都了解甚微”。有多少拥有Mac的人——他们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巴比特，或许也强烈不赞同他的生活方式——会觉得，机械对于他们，是“真理和美的象征”？每一个曾在上班路上心生向往地久久看着一尘不染、灯光充足的苹果专卖店的人，可能都会理解巴比特为何会渴望“一台口授留声机和一台计算时能加能乘的打字机，就像诗人渴望着四开本子，医生渴望着镭”。

事实上，我们跟手机和iPad的关系比起巴比特跟他那些小配件要更为密切。这些物品几乎都已成了我们有形自我的延伸，正一步步地取代我们与他人的以及我们与周遭世界的实际接触。它们是我们的亲密伴侣：走在街上、乘车、逛超市、去餐厅，甚至参加家庭聚餐和上床睡觉时，我们都是在跟它们交流，借由它们去寻求建议和指导，没了它们，我们就觉得若有所失，几乎像被剥夺了什么。

物品一向都是阶级与地位的象征或者爱与友谊的纪念。但美国为它们创造了一个新角色：如今它们是我们的朋友，尽管我们可能已经对它们上瘾，但它们终归不是必不可少的东西。你爱你的iPhone，但一眨眼你又可以用更新、更好、你更想要的东西把它换掉。如今，省却了忠诚承诺的刺激，构成了我们最亲密关系的基础。这种持续不断的对新事物的需求——贪婪——既是我们的长处，又是我们的致命缺陷；恰是它，既让美国成为一个造梦的国家，准确来说，让美国造出了各种各样的梦，也让美国变得肤浅、不愿思考，甚至脆弱中空。令人惊讶的，并不是自上世纪初以来世事变化了多少，而是它们仍如此相似。众人谈论的物品已经变了，但那种包装它们、购买它们的心态则基本一模一样。如今我们都成了巴比特了吗？

[99]《汉尼提》，Fox新闻频道一档节目，主持人肖恩·汉尼提是著名保守政治评论家。

[100]扶轮社是依循国际扶轮的规章所成立的地区性社会团体，以增进职业交流及提供社会服务为宗旨；其特色是每个扶轮社的成员需来自不同的职业，并且在固定的时间及地点每周召开一次例行聚会。

[101]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法国科幻小说家，作品有《海底两万里》《气球上的五星期》《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等。

[102]卡珊德拉（Cassandra），神话中的特洛伊公主，因神蛇以舌为她洗耳或阿波罗的赐予而有预言能力，又因抗拒阿波罗，预言不被人相信。

[103]阿尔卡特和威瑞森都是通信服务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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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消费社会的谴责看似很轻松，但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无疑也是问题的一部分时，就不是这样了。我们跟自己的笔记本电脑、手机和如今的iPad究竟有什么仇？我可以那么轻易地对世界表示不屑和鄙视，但我对这个世界的创造和维系究竟又参与了多少？《巴比特》里满是惊奇、轻型的社会并发症和未来困境的预兆。它的简单带有迷惑性。创新与生命力跟扬扬得意的商业主义携手并进，我们不愿这样想，然而现在的确如此，正是这种未曾预料的揭露让《巴比特》这么多年一直咬噬着我的心。世人对消费社会的腐蚀作用、它的危害和它必然造成的从众化已经讨论颇多。《巴比特》不只是在谴责这种消费主义，它还揭开了位于美国社会核心的矛盾：对新奇事物、对运动、对持续不断的变化的渴望（或许说“瘾头”更好），鼓动着“劲头”，激发着“创造力”，与此同时，它也阻碍了想象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