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巴比特（第5/19页）

巴比特开始走动的时候，我们就跟着他从睡廊穿过卧室来到洗手间。一路上他看到的每样物品，作者都用一种广告宣传册的口吻，突出重点地描述了细节。如城市本身一样，这房子里的每件东西都是“最新潮”和时下最流行的，没有个人品味的混乱，也没有历史的包袱。表面那种泛着光泽、纹丝不乱的质感产生了一种阴森的折射光，就是我们后来会在《楚门的世界》和《美国丽人》这样的电影里见到的那种，在这些电影中，虚构出来的现实侵扰着主人公们的灵魂。巴比特从一件西装里掏出来放到另一件里的那些物品——一支钢笔、一支银质铅笔、一把金质削铅笔刀、一把银质雪茄烟裁刀、全挂在表链上的七把钥匙——对他来说“永远都很重要”，“就像棒球和共和党一样”。没有这些东西，他觉得自己就像“没穿衣服”。

接着我们见到了麦拉·巴比特，乔治忠诚的妻子。作者告诉我们，她“不再在她丈夫面前矜持了，她也不再为失去这矜持而发愁”。所以她穿着衬裙出现了，没意识到自己的“紧身内衣凸出来了”。尽管麦拉是个“好女人、善良的女人、勤勉的女人”，但除了她的小女儿，没有人真正在乎她或“充分地意识到她是活着的”。早餐时我们见到了巴比特的三个孩子：二十二岁“棕发、矮胖”的维罗娜，毕业于布林·莫尔学院，是个热血的社会事业支持者；西奥多·罗斯福，也叫特德，才十七岁已是个典型的野孩子；最后是巴比特的最爱，十岁的凯瑟琳，也叫婷卡，她父亲每天早上都会这样喊她：“好哇，猫丫头！”

巴比特看向窗外，思考着他的城市。第二国家高塔有三十五层楼高，眺望着塔顶，他受到了“城市脉搏”的感染，把“这大厦视为商业神圣殿堂中的顶峰，一个忠贞热诚高贵卓越的人；踏着笨重的脚步去吃早餐时，他吹着口哨，是曲民谣，‘苍天啊大地，上帝啊神明，天啊’，好像那是一首庄严而忧郁的赞美歌”。

[97]引用《巴比特》原文处，参考潘庆舲、姚祖培译本和李斯译本，人物译名参照潘庆舲、姚祖培译本。

[98]马尼托巴省，加拿大中部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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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第一次读《巴比特》时，我就将它跟E.E.卡明斯的那首《自然是与神比肩，美国》联系在了一起。我热爱卡明斯，觉得自己找到了诗歌版的“巴比特体验”。那时候，我对大学之外的世界少有接触，我被美国的政治深深吸引，以致无心去了解选区之外的美国。《巴比特》读来很有趣，它是对美国的批评，这就足够了。但在我内心深处还留有某种东西，一直对我叨念，也许“招手”这个词更贴切——在我回到伊朗，安顿下来，日子过得更舒服些的时候，拖着我又回去读《巴比特》。这一次，我看到了之前被我遗漏的东西——做美国人或者生活在民主社会的并发症和悖论，因为此时我身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家。但是，一直到我回到美国，开始了成为一名公民的整个过程，我才开始完全地悟到《巴比特》的真意。那时，我开始感觉到，那虚构世界的某些方面好像是对我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的耀眼反射。刘易斯仿佛完美地捕捉到了我们空虚、物欲横流的时代，他创造的那些人物似乎在一个世纪以前就模拟了我们，得意扬扬地看着我们成了他们现实中的后辈。就像红国王与爱丽丝对峙，我忍不住想问，是谁想象出了谁？是《巴比特》里的人物凭空想出了我们，还是我们在想象着他们？我常不禁好奇地问：乔治·巴比特（或麦拉，或泰德）在这里干什么，他怎么在我的电视荧屏里走来走去，穿着新衣裳，剪了新发型，还说着老一套的话？

“国家所需要的——就在此时此刻——可不是一位学院派的总统，也不是乱搞一通外交，而不过是一个好的——稳健的——经济至上的——商业化的——政府部门，这让我们有机会拥有某些东西，哈，那可像一次适时的人事大变动。”这不是米特·罗姆尼、乔治·布什或《汉尼提》[99]中某个保守的发言者做的演讲；这是巴比特的邻居兼朋友霍华德·利特菲尔德对巴比特的回答，巴比特问他的是：“你不觉得我们是时候该拥有一个真正的商业政府了吗？”利特菲尔德是个“大学者”，他有布洛杰特学院的文学学士学位和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除了婴儿、做菜和汽车，世上所有事”他都是“权威”。然而，他真正的工作是“泽尼斯市街车公司的人事经理和广告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