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巴比特（第6/19页）

尽管大部分人都没有说出来，但在泽尼斯，有一种严格的等级秩序。有在财富与权力上超过巴比特的，那是他立志有一天要加入的——他们不属于运动俱乐部，而巴比特和他的几个好友，比如利特菲尔德，都是属于那里；他们属于联合俱乐部，等级高一级，更优越也更奢侈。那里有的是承包商查理·麦凯尔维和《鼓吹时报》的所有者拉瑟福德·斯诺上校这样的人。在他们之上的是贵族世家，以威廉·华盛顿·伊桑为代表，他是泽尼斯第一国家银行的行长。“一打自相矛盾的泽尼斯人合在一起才构成一个真实而完整的泽尼斯，但在这一打人中没有人像威廉·伊桑这群平静、个子矮小、一本正经、彬彬有礼、冷酷严厉的泽尼斯人那样，如此有权势、如此经久不衰，却对市民们来说如此陌生；而其他的泽尼斯人都在无知无觉地为这个极少数人的阶层劳动，然后默默无闻地死去。”

统治巴比特的世界的并不是政治——这不是苏联，也不是伊斯兰共和国，国家并没有重塑公民的社会、文化和个人生活。它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更加宽容的世界，但它同样是由无情的“神”紧紧掌控着。是玛蒙，那掌管消费与贩卖的神。巴比特“没有什么独特的手艺，不做黄油、不做鞋子，也不作诗”，但是他“在把人们负担不起的房子卖给他们这个使命中头脑很灵光”。“使命”这个词很重要，因为生意的确是巴比特真正的使命，他以一个新皈依者的热忱拥抱这种使命。他从远见和诗歌来谈论房地产；他不是掮客，而是“房产经纪人”，他将这个身份定义为“社会未来发展的预见者……为不可避免的改变清理道路的预言专家”。转化成更具体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房产掮客通过预测城镇的发展路线来赚钱”。巴比特将这预测称作“远见”。他还帮忙选举市长，诽谤和恐吓反商业的政客和活动者，讨论“精力和元气”以及“标准的美国公民”——这是他对扶轮社[100]模范社员的描述。简而言之，他的世界并不是受政治统治；若存在统治，也是政治受商业买卖的统治。巴比特的世界同我们的一样，一种隐喻性的肉毒杆菌覆盖着各行各业：假如某个党派竞选失败，它不会采取有意义的反思，只会重新包装自己，将自己的理念炒一炒冷饭。

早在米特·罗姆尼关起门来蔑视地称百分之四十七的美国人是“索取者”之前，乔治·福·巴比特就已经把这些事想得清清楚楚了。依巴比特的看法，“所有这些弘扬道德啦，转变政策啦，社会安置工作或休闲活动啦，说实在的，不过就是社会主义打进来的楔子”。他认为：“要知道，除非他自己能挣，否则一个人既不会得到人家的特殊照顾，也不用指望人家白白养活他，或者让他的孩子白白上学，给他们各种玩具和小玩意儿，知道得越早，他就能越早开始好好工作、投入生产——生产——生产！这才是国家需要的！”

巴比特的功利主义理念跟他的工作态度是相一致的。作者告诉我们，他“惯于保持诚信”，但并不仁慈。斯坦·格拉夫是一个地位低微、加班超时又拿不到应得报酬的员工，当他抱怨自己的工作条件和薪水时，巴比特想要为拒绝给他加薪找理由，他说他想知道，斯坦是那种“东跑西跑搞得老晚，或把晚上拿来读些垃圾小说，或做些调情说爱的鬼玩意，和某个妞扯些无聊蠢话”的员工，还是“那种正直积极、前途无量、有远见的年轻人”。他抛出一个问题结束了他慈父般的人生忠告：“你的理想是啥？你想不想赚钱，做负责任的社会一分子？还是你想当个游荡者，没有一点独特的想法或劲头？”要是乔治·巴比特如今还在的话，我毫不怀疑他会是Fox新闻的常驻嘉宾或者顾问。

在伊朗那样的社会中，“独特的想法”和“劲头”都是从枪杆子里出来的，这是一种直截了当的劝导方式。一个意识形态国家的残暴力量里没有什么复杂的东西。巴比特的神想要贩卖，而不是杀戮；它的主要武器是诱惑。到处都充满了陷阱与希望，但整个世界都高效而没有人味儿，就像装点了巴比特睡廊的最新潮的闹钟一样。巴比特一心相信，没了闹钟和其他那些物什，他的生活就是残缺的、不完整的。“这正如他是个麋鹿保护者、促销员和商会会员，也正如长老会的牧师决定了他宗教信仰的每一个细节，而控制着共和党的参议员在华盛顿烟雾弥漫的小房间里决定了他应该如何思考裁军问题、关税税率和德国，全国性大广告商的商品也决定了他生活的外在，决定了他以为是自己个人嗜好的一切。这些标准的广告商品——牙膏、短袜、轮胎、相机、即时热水壶——即是卓越的象征与说明；首先是愉悦、热情和智慧的标志，然后成了它们的替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