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巴比特（第15/19页）

对作家、哲学家、老师、音乐家或艺术家来说，表达自由就像面包和水——没有这两样东西他们活不下去。这就是为什么在每个专制社会里，他们都是头号目标，也都是最先发出声音的人。我们不该担心中国学生在数学上超越我们，或许反该庆幸，中国、沙特和其他那么多国家的人都来美国寻找创建博雅教育学院的蓝本。石油富国能从全世界买进科技，引入工程师，但是他们买不到独到的想法。这些社会所缺少的——伊朗人民受监禁、受拷打所为的，当人民谈论西方民主时暴君们所害怕的——不是技术或科学腾飞，而是一种民主文化，一种理解、尊重表达自由、思想自由和想象自由的文化。

在极权社会里，唯有那些说出了自己心声的工程师和计算机科学家才会受到监禁。作家、艺术家、音乐家和诗人比数学家和商人多，人文学科在这些社会里比在我们的社会里远远更受重视，这也是一部分原因。但我们真的需要与极权社会的鲜明比照来提醒我们自由思想的价值吗？为什么暴君们对民主想象之危险的了解会比我们的政策制定者对其必要性的觉察更多？

世随时易，但某些基本的人类特质是永恒的：好奇心与同理心，求知的渴望与连接彼此的渴望。这些孪生的特性是我们得以存在的方式，也是我们存活下去的手段。它们是通向知识的钥匙，不论是科学知识还是文史知识。那些将人文学科视作科技时代中的陈旧过时之物的人，或许应该看看他们自己的历史——只要相当晚近的历史，就20世纪史好了——再想想将科技与其人文意涵分离所造成的结果。

现在，或许我们能更好地理解乔治·巴比特为什么本能地厌恶思想和虚构作品了。在小说中，当麦拉·巴比特带着最小的女儿婷卡去了东部时，巴比特发现，这么长时间以来自己第一次单独在这所房子里。他踱进女儿的房间，想找点消遣，于是发现了她的书：康拉德的《救援》（The Rescue），一本维切尔·林赛（Vachel Lindsay）的“相当蹩脚的诗歌”，一本H.L.门肯嘲讽“教堂和所有体面事物”的“很不像话的文集”。他不喜欢这些书，觉得它们有“一种反对好东西、反对得体公民行为的叛逆思想”。

人们可以理解巴比特既受自由之快乐的吸引又对其危险感到害怕的原因，自由的确有许多危险，而最好的面对危险的方式就是不逃避自由，培养思想的独立。这一种自由，恰是美国各个领域里——从工程学到文学——创造力与生命力的强大引擎。仅仅学习化学是不够的。若希望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你需要那种弥足珍贵又难以言喻的东西，它太难获得，又绝不可能训练出来：你要拥有想象力。

每一位读者与巴比特的相似之处都在于，同他一样，我们都面临着选择，从选择牙膏这样的琐碎之事，到决定要做什么，要见谁，成为什么样的人，在哪里生活或工作。选择的自由存在于每一个民主社会的核心里。要抵抗消费主义的侵袭，要抵抗女海妖让人无法抗拒的惑人歌声，我们唯一的武器就是行使行使我们的选择权。若要做出正确的选择，我们就要有能力思考，反省，停下脚步，想象——因为他们打算卖给你的，不单是牙膏、除臭剂或浴室固定设备，还有下一任总统或代表、你孩子的未来、你的生活方式和人生观。

既然大卫·科尔曼已经让这个世界到处都是约翰逊，那么我唯有希望，约翰逊可以去一些他的创造者永远都不敢去的地方，将自己从这些可恨的信息型文本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倘若约翰逊要做一个正直的好公民，那么他需要明白，参与战争对他的国家意味着什么，什么样的和平才是正义的和平。他需要深入地思考何者是道德的而何者不是，需要知道，对于关塔那摩[112]这样的越轨事件，他不能简单地将责任归于总统或国会，因为投票时，投这个或者投那个，他都有选择权；要不要发表自己的观点，他也有选择权。他可以抵制，他可以抗议，他可以发推特，但他不可以推卸责任——如果约翰逊能跟着哈克·费恩和他的后裔们走遍美国小说的想象国土，这就是他能学到的。谁知道呢，假如老板要求他干一些他认为不道德的事，他会不会也无所畏惧地告诉老板他应该去哪儿（地狱）。

撇开新课程不谈，要是他能够自由地跟着自己的好奇心走，他可能会认识到——如果曾有过一个反巴比特式的人物，那么约翰·威廉斯（John Williams）的《斯通纳》中与作者同名的主角威廉·斯通纳就是了，引用他不朽的句子来说——“当他的思想关注到思想的主题，当他与他所学过的文学的力量互博，并试着理解它的本质时，他意识到自己身上发生了一种永远的改变；当他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将目光从自己转向容纳着他的世界，他因而知道，他所读的弥尔顿的诗歌、培根的散文，或者本·琼森的戏剧虽都是以世界为主题，但都反过来改变了世界，而它们改变了世界，是因为它们独立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