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巴比特（第14/19页）

如果希望孩子们能学习，我们需要的就不只是严格的指导方针和“基于依据”的标准；他们需要好老师。如果想要好老师，我们就必须对他们报以尊重和感恩，在学校课程的规划和实施上给他们话语权。尽管我没有研究过教育学，但我教学生教了三十多年，我不禁以为，将艺术、音乐和虚构文学从课堂上剔除，并不是锻炼创造力和革新性，或者培养未来的投票公民的最佳方式。“教师是一种人类所知的最崇高的职业。”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如是说，他当时说的一席话如今听来是如此天真。他将教师称作“永恒的职业”，声称“政治或宗教给予我们的使命，都不如这个最基础的延展与强大人类灵魂之力量的事业来得更高尚”。

本杰明·富兰克林、亚伯拉罕·林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苏珊·B.安东尼、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史蒂夫·乔布斯都不只是文字的编织者，不只是某个你可能会不情不愿地读一读的人——只为在期末考试考个好成绩然后继续做更好更大的事业，正如巴比特建议他的儿子特德去做的那样。他们是伟大行动的灵感，是追寻与进取的理由，是对生而为人之意义的提醒。

因为建国者基本上是一群贵族绅士，他们思考民主的方式与我们不一样确是事实，但是他们同样认为民主与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华盛顿想在首都建一所国立大学，而他的继任者约翰·亚当斯则对教育问题更加重视。在1786年一封给小马修·罗宾逊的信中，他针对罗宾逊关于“美国政务”的想法表达了自己的见解，他首先表示希望一个新时代能够到来，在这个时代里，“政府的科学和艺术”可以破除迷信和骗局，“权威”可以来自人民，而非“在奇迹与神秘之中从天而降”。亚当斯继而解释道，在这样一个时代来临之前，在所有伟大事业都未有成就之前，我们的教育体制必须有一次显著的改革，知识的普及程度必须增强，必须让社会低层的人与高层的人文化程度更接近……一国的教育，不应该限于几所教导少数人的学校和大学，为了多数人的成长和塑造，国家应投入更多的人力与财力。在另一封信中他说：“全民都应承担起全民教育事业的责任，自觉自愿地为其分担开销。每一平方英里都应该有一所学校，不是由做慈善的个人创建，而是靠人民自己的公共开支来维持。”

兰德·保罗（Rand Paul）的论点说来说去不过就是，学校很好很棒，但是不应该由联邦政府出资赞助。说到保罗参议员所代表的肯塔基州，他可能有兴趣知道，1822年，詹姆斯·麦迪逊曾赞扬过肯塔基州拨款支持全面教育体制的举措。该年8月他在一封写给威廉·泰勒·贝里的信中说：“一个大众政府，如果大众普遍缺乏知识，或没有获取知识的途径，那它不过就是一出闹剧或悲剧的序幕，或者两者皆是。知识永远都会统治无知：人民要是打算当自己的治理者，就必须用力量武装自己，而这力量只有知识能给予。”

约翰逊此时应该清楚了，繁荣与开化既是美国，也是美国梦的两大支柱，而美国实用主义最重要的成就就是认识到，这两者缺一不可。“如果一个国家想要既无知又自由地保持一种文明状态，”杰斐逊评论道，“那么它就是在期待一种从未存在过，也绝无可能出现的东西。”

“自由”和“知识”：大家会发现，共和国建国初年，这两个词被一次次反复提及。约翰逊要是发觉了建国者们多么具有远见卓识，也许会同我之前一样惊讶。他们明白工程师的价值，工程师可以搭桥修路开运河，但是他们也明白，独裁国家也可以搭桥修路开运河，他们坚信，自由社会所需要的是一群开化而有公德心的公众，能够防暴政于未然。“在专制政府之下，人民应该少受教育或不受教育，除非这教育能让他们产生一种奴性的畏惧，”丹尼尔·韦伯斯特[111]说，“知识对专制政治是致命的……在我们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掌握在人民手中，知识应通过公立学校得到普遍传播。”他相信：“知识在大量的自由民中越普及，共和国的法律就越完美。”而麦迪逊是这样说的：“有见地的制度……能启发公众思想，而后者是防范他人使用奸诈手段威胁、侵犯公共自由的最好方式。”

为什么乔尔丹诺·布鲁诺会在火刑柱上被烧死？为什么伽利略要面对宗教法庭？为什么如今拥有严格教育体制的国家，如中国、沙特阿拉伯，甚至日本，都意识到，没有更多的博雅教育，他们到了某一程度之后就不会再有进步了？为什么伊朗的最高领袖要袭击大学，发出关停大学的威胁并指控他们煽动暴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