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巴比特（第10/19页）

布什打了一棒子的地方，奥巴马选择给枣子，于是国会拨了额外五十亿美元到教育部，“力争上游”计划从而诞生了。各州被迫开始角逐头奖，并接受了一些条款作为参与的条件：他们必须依据学生考试成绩的结果来评估老师的表现，并同意采纳“升学就业准备标准”。这一指向模糊的指令就是日后《共同核心》的种子。忽然之间，学校的目标不再是引导孩子进入世界，让他们最终成为成熟明理的公民；而是创造能被雇用、能做多选数学题和语文试卷、能通过大学资格考试的人。

《共同核心》是由一个叫作“学生成就伙伴”的非营利组织制定的，该组织的领导者是大卫·科尔曼博士（Dr.David Coleman），美国大学委员会现任主席。比尔·盖茨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是它最重要的支持者，他们花费了大约两亿美元去帮助发展和推广《共同核心》。很多人抱怨，新标准的发展伴随着试卷和课本产业的积极参与，而真正处在教师岗位的人却投入甚少，但是问题与其说是企业影响力，还不如说是那叫人毛骨悚然的巴比特式的心态：太迫切地想要创造高效又有产能的“标准化人类”，没有时间发展富有想象力的知识。科尔曼曾在麦肯锡任职，创建了数家跟教育政策相关的公司，人人都说他聪明、谦恭有礼又用意良善。但是他从没有站在一班学生面前过，也似乎对多数好老师希望塑造的东西兴趣不大：好老师们想点燃学生的好奇心和激情，激发他们的求知渴望，让他们拥有充实而有意义的人生。对他们来说，学生不仅仅是日后的企业员工。

《共同核心》最具争议的一点是，它强行将阅读分成了非虚构（经过重新定义，成了“信息型”文本）和虚构。对高中生来说，阅读的比例要求被设定为百分之三十虚构文学和百分之七十信息型文本，后者的范围包括从柏拉图的地穴寓言到罗纳德·里根1988年的莫斯科国立大学演讲到来自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的材料。好，别误会我的意思：我非常乐意接受一个更多元、涉及更多领域的办法，小马丁·路德·金的《来自伯明翰监狱的一封信》可以和詹姆斯·鲍德温的《高山上的呼喊》和兰斯顿·休斯的诗歌一起教，但这并不是他们的意图。他们的目的与其说是照亮历史和小说之间的交界之处，展现历史性演讲和文献的修辞结构与文学影响，倒不如说是用确凿的事件信息取代所有可能引发主观解读的东西——那是想象性知识的发挥领域。然而，想象性知识是一种最有效的了解世界、与世界沟通的途径。有一些人深深懂得这一点，他们也曾写下两份信息型文本：《独立宣言》和《葛底斯堡演说》。

当下教育界的时髦流行词有些让人不快。我们的目标是发展“更高等的思考技巧”。学生都是“全球经济下的工作者”，需要“为就业和升学做好准备”。在这个科技友好时代，我们被告知学生都必须接受“数据驱动教学”，并且都需要成为“以依据为基础的学习者”，熟悉“关键学术概念”。然而他们的确需要想清楚——“以依据为基础的批判性思考”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更多的事情，一位大学教授极富表现力地形容道：他们需要老师去“搅和他们”。她说这话的意思是，不应该让学生舒舒服服的。应该给他们思考和求知的渴望，要求他们提出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单单抓着一支笔在纸上照搬“正确”答案。

我最近偶然看到了一位名叫科琳·邦迪的语文老师写的文章，她参加了为实施《共同核心》而办的培训课程，用麦肯锡式的术语来说即是一个“教学范本”，我这才开始更清楚地了解到，为何小说会被边缘化、被认为不合标准：小说太主观了，不够“以依据为基础”。给九年级和十年级上《葛底斯堡演说》的教学范本里有一连串“基于文本的问题”。老师们禁止跟学生讲述演说的背景，一位培训员告诉邦迪，最好给文本“一份客观冷静、严密严谨的评价”，这就是说，“我们需要‘将背景框架暂时移开’”。老师们接到指示，不能问学生他们有没有参加过葬礼这样的问题，虽然这无疑正是《葛底斯堡演说》的发表场合。这样的问题触及了“个人体验和观点”，是不应该问的问题。在一系列步骤中，引用大卫·科尔曼的话说是，学生们被“要求将注意力停留于文本的范围之内”，之后，就可以要求他们就演说的结构写一篇随笔。同样的枯燥方法被应用于所有“信息型”文本，他们认为，要是老师们足够严格地要求学生提取信息，学生们也足够勤奋努力地搜寻、汇集信息，文本所蕴含的“依据”就会自己说话。这种“冷静客观的阅读”，一位名叫耶利米·查菲的高中老师写道，“模拟了标准化考试的环境，考试要求学生们阅读从未见过的材料，然后回答一些关于短文的多选项问题。”他补充说，这样的“教学法让学校变得极度无聊。它不要求学生们将昨天读的东西和今天读的东西，或者语文课上读的东西和科学课上读的东西联系起来”。诚如一位批评者所抱怨的，这就是“对类固醇[106]的新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