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哈克（第34/37页）

另一次，我跟法拉讲了与萨曼·鲁西迪[74]交谈的经过——在臭名昭著的死刑令被颁布之前，他曾是在伊朗风靡一时的作家。在一场笔会的晚宴（PEN Gala）中，他来到我的桌前，和蔼地称赞了我的书，而我热诚地告诉他，我是多么佩服他的勇气；我笨嘴拙舌地说了一些很绕的话，让他以为我说的是“你应该去死”。（我原来想要说的是，在伊朗，那些被当局盯上的人尤其受崇敬，因而政权对他颁布死刑令实际上是对他授予了伊朗的最高荣誉。）在海伊文学节，作家丽莎·艾比娜妮西（Lisa Appignanesi）大笑着问我，我是不是真的跟萨曼说他应该去死，并且在我再次见到鲁西迪之前，其他人也问过我这个问题，于是再见到他时，我向他发誓，我从没说过这样的话，他友善又狡黠地揽着我的肩说：“没错你说了，没错你说了，但没关系……”

法拉总是会大笑。“你玩得开心吗？”她会近乎忧虑地这么问我，语气就和她对我说她担心我不能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时一样。我其实并没有很开心——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应该开心。“我的天呐，女人！”她会说，“找点开心的事吧！这没关系，甚至可以说是你应得的。”直到很久之后，她离开人世时，我才意识到，跟她讲述这些故事是如何成了一种记忆方式，甚至一种享受那些事件的方式，我参与时太过心事重重、太过忸怩腼腆，而这种讲述让我可以放开一些，单纯地享受乐趣，就像法拉一贯建议我的那样。

她离世前一天晚上，我和比冉受邀到克里斯托弗·希钦斯[75]家里吃晚餐，一同受到邀请的还有伊恩·麦克尤恩[76]和他的妻子。我决定第二天早上再打电话给法拉，我以为她会想听这晚餐的种种细节，指点我哪些是应该说的，哪些不应该说。麦克尤恩是我们热衷讨论的作家之一，他清晰又恰到好处的抒情反映了他将那么多的内容压缩进一幅画面或一个场景的能力，同时他中允的同情又让他的故事不流于简单的感伤。但是，那天晚上我们主要讨论的自然还是当下的议题，而非麦克尤恩的新小说或者希钦斯的回忆录。我从未找到一个与我心爱的作家谈论写作的好方式；我想，要彼此坦诚地谈论这样的话题，双方的关系必定要非常亲密吧。我想第二天早上打电话给她，我以为，可以一五一十地都讲给她听。但第二天早上我们没有通电话。法拉天未亮就走了。

[73]缪丽尔·斯帕克（Muriel Spark），英国著名女作家，著有《布罗迪小姐的青春》等。

[74]萨曼·鲁西迪（Salman Rushdie），印度小说家，作品有《午夜之子》《羞耻》等；其小说《撒旦诗篇》（The Satanic Verses）引得伊斯兰前宗教领袖霍梅尼颁布了对他的死刑令。

[75]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专栏作者、记者、评论员、随笔作家，作品有《人之将死》《致一位“愤青”的信》等。

[76]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英国作家，作品有《床笫之间》《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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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要我在法拉和哈克之间找一份联系，那它不会只是法拉的女儿内达所说的：流浪的人生，这并非全是她自己的选择。还有一些更深层的东西。她拥有一种回避公众认可的勇气，一种不去适应头条标题的勇气。不像其他的流亡者，法拉没有贩卖自己的不幸或者对自己的适应力大吹大擂。事实上，关于她的经历，她即使提过，次数也很少。你会发现，她的秉性是那种最优秀的小说中会展现的，这些小说通常赞美“平凡”人，他们为保持自己的个人气节、捍卫自己选择生活的权利而英勇斗争，但除了这些别无他求。在此种意义上，她就和多萝茜、哈克，以及美国小说中所有其他“渺小而温顺”的主人公一样。

《哈克贝利·费恩》这本书我们讨论了那么多次，但直到她离去之后我才真正懂得了她痴迷的原因。我一直关注的是最明显的方面——没有家的状态。但我是自己选择离开家的，而她不是。在我们的讨论中，她自始至终都痴迷于哈克的旅途这个概念，但她对自己人生的主要关注点是什么呢？她谈论最多的是什么？她对公共生活没有野心，而是满足于平平凡凡地过一生。

法拉想要有时间打理花园，她想要一条狗，她想旅行，想跟最爱的人在一起。她想让奥巴马赢得选举，她想让伊朗人民得到一个好好选择自己领袖的机会。对她来说，拥有一份好的生活和让她的同胞拥有一份好的生活，是没有差别的。这种曾被称作“心系社会”的品质，法拉对它视若珍宝，而那么多的美国人却似乎将它遗忘了。这就是托克维尔让我们警惕的：一个所有美国人都过得足够富足舒适，而从公共生活的领域中退出，满足于他们自己的个人利益的时代。这不是哈克·费恩所构想的美国，也不是法拉所构想的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