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哈克（第33/37页）

最后，哈克还是没有完全摆脱他的种族主义的良心，他的未来也没有必然地比他在开始历险时更光明。但不管未来可能发生什么，哈克和吉姆已经与彼此紧紧相连，没有人能够抹除这种感情。

[72]三K党（Ku Klux Klan），美国奉行白人至上主义运动和基督教恐怖主义的民间仇恨团体，也是美国种族主义的代表性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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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早上，我踱步到阳台待了几分钟。空气清爽新鲜，太阳盘亘于水上，船只静静地朝上游驶去，一个慢跑的人从画面中穿过，她的身体保持着一种坚决的姿势，似乎在猛地冲过隐形的障碍物，就像一个游泳者在水中凫推前进。我听到汽车、摩托车和飞机的声音……这就是生活，我想融入进去。我想成为这整体的一部分。很快我就要穿上衣服去鲍德书店见法拉，她后来有段时间一直觉得身体不错。她说，在下一轮开始之前，我们应该利用这段时间。下一轮！

听见她熟悉的声音在我背后响起，说着“怎么样？”时，我正在焦躁地翻阅《华盛顿邮报》。她如平常一样晚到了，脸上挂着微笑。她看起来不错，头发很短，唇膏颜色鲜亮。她曾经在我们面前转过身炫耀着她的身材说：“看看我变得多瘦，跟模特一样瘦！”

她一坐下就说：“告诉我，阿扎！”几乎每次见到她，她都会说：“告诉我呀，阿扎，告诉我！”她想了解我上的课、我的演讲、我的旅行。她不止一次地告诉我，她自己对公共生活已经没有什么野心了，她通过马赫纳兹和我间接地参与公共生活。法拉是我所知的最积极的人之一。她拥有那种你可能会称之为对生活的惊人渴望的东西。癌症推动着她去跟她爱的人一起旅行——跟内达去北加州，跟哈比卜去巴黎和西班牙，跟马赫纳兹、哈米德和其他家人去圣迈克尔斯（St.Michaels）。在她亲密圈子中的所有人都会跟她倾吐自己的故事，她精神头十足地参与到我们的个人故事中，以至有时我们都忘了她才是那个面对着真正的坎儿、跟真正的魔鬼做着斗争的人。

我告诉她我早上的体验，并告诉她，为了在一个城市中感到自在，我需要同自然建立一些联系来作为连接点，需要一些能够随身携带的心理意象。在德黑兰，这曾是厄尔布尔士山脉，而现在，我感到我跟华盛顿的关系终于步入了一个新阶段：波多马克河！现在我每天早上醒来，都会来到阳台上，向这条河致敬。

“哈克的影响。”她说这话时眼中闪着光。

“不，”我说，“他的河流与我的迥然不同，而且他不是生活在河边，而是生活在河上。我是远更享受家庭生活的人。”

“噢，这我倒不知道。现在告诉我吧，”她又这样说，“把跟这有关的都告诉我。”

这就是那最后一年的光景。每次我做了一场演讲、参加了一个活动或者出去旅行了一趟，我都得详详细细地讲给她听。对马赫纳兹也是一样：她对她姐姐活动里的最微末的细节也感到好奇，而且她会插嘴谈她的看法，好像她自己也在场一样。“你们过着公共的生活，而这样的生活很刺激。我过不了那样的生活，所以这就是我体验它的方式。”她说。本来倘若她选择如此，她随时都可以过这样的生活，而现在这已不再重要了。

我是如此怀念那些少女般的热情和笑声，它们伴随着我们关于人权、公民义务和文学——通常都是文学——的严肃讨论。法拉参与了马赫纳兹所有的会议，并且加入了她的研习会，有时她自己还是发言者。“你能想象吗，”她曾经说，“我姐姐的组织在吉尔吉斯斯坦有个分支，天呐！”会议之后，我们会花上好几个小时仔细分析会议，讨论我们最喜欢的与会者：传奇的民权领袖玛丽安·赖特·埃德尔曼（Marianne Wright Edelman）、玛丽·罗宾逊（Mary Robinson）、罗丝·斯蒂伦（Rose Styron）、格雷丝·佩里（Grace Paley）。“多么大的一笔财富！”法拉会满足地长舒一口气这样说。

一开始有点不情愿，后来我非常热切地跟她讲我自己的“历险”——这是她的叫法。我会跟她讲述旅行的一点一滴，以及在世界各地与作家们见面的种种细节。这一次，她想听我讲我的第一次曼图亚图书节之旅，就是在那里，我一直以来欣赏的女作家缪丽尔·斯帕克[73]跟我成了朋友。她邀请我去她住的酒店，而她全程在说的一句口头禅是“可怜的多丽丝”。多丽丝指的是多丽丝·莱辛，可能是在苏黎世，也可能是洛桑，她的航班不知为什么取消了，一辆没有厕所的大巴送她去了意大利，所有的行李都丢了。缪丽尔则一直很有兴致地说：“啊，我为多丽丝觉得特别遗憾，要是我能把我的宽松长裤借给她就好了，但我们不是一个号。”从酒店的楼梯下来时，我们见到了她，她就像个病人，像个苦行的拾荒女人，身着一件棕色羊毛开衫，带了一个棕色纸袋——里面肯定装了她所有的随身物品，拿着一支牙刷、一管牙膏和几样别的生活必需品，看起来那么有气质，那么耐心，全然没有怒气或怨愤……好吧，缪丽尔就爱这个；她似乎很享受这每时每刻，她还处在这样的年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