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哈克（第31/37页）

我后来迫不及待地告诉法拉，一个跟我们生活的地方不一样的华盛顿那时在我的脑海中逐渐成形，我知道它的存在，我丈夫——他在阿纳科斯蒂亚东北部工作——曾说起过，但我从没有像这两周一样感受过它的存在。这场经历会永远地改变我对这个城市的看法，让我在某种程度上，比以前更忠实于它，更像它的公民。这个案件发生在H大街和第十九大街的街角，那里有一群年轻人，主要都是非裔美国男性，他们喝着灰雁伏特加，不时就会打架斗殴。但这也牵涉到其他许多问题。它涉及枪支持有和不平等，它涉及工作和梦想，以及这两样你都不具备时会发生什么。

我开始履行陪审员义务不久，伊朗就爆发了一场起义，反对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通过非法操纵赢得总统竞选，这是我回到美国后第一次将注意力放到伊朗人民和伊朗当局那里。法拉非常激动，加入了进来，尽管她身体仍然很虚弱。长久以来第一次，我们的谈话转向了伊朗的政治和形势。几乎每一天，她都要打电话给她在德黑兰的表亲打听消息，我们大部分时间都会待在一起，听新闻，读新闻，讨论伊朗的新闻。我觉得我正在参与两种正义：一种是在我的新国家的法庭上，而另一种，我出生国的街道上的人们正在让它生效。这两者的结果都不可预知，但是毫无疑问，我们作为关注公共事务的公民都有必要参与其中。

奥巴马对支持起义犹豫不决，这让我们很失望。他赢得选举不过数月，许多人都认为，这不仅对美国人，对整个世界都会是一个转折点。我记得在就职典礼时，一位朋友给我寄了一张刊登在某份波斯语报纸上的贝拉克·奥巴马的照片，标题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像这样的人？”这份报纸很快被停刊，而现在，时间过去不到一年，抗议着总统选举的伊朗人却在重复说着：“奥巴马，奥巴马，你是帮他们，还是帮我们？”不管奥巴马内心深处的真正感受可能是什么，这个问题他都永远不会明确回答。

法拉干劲满满地参加了美国大选活动。奥巴马尤其让她激动，她使我确信，尽管我不能投票，我也应该为了向他致敬而参与到募集资金的活动中来。她让我立刻把其中一场活动的细节讲给她听，那个集会是由乔纳森·萨弗兰·福尔[68]组织的，参加的有托妮·莫里森、萨曼莎·鲍尔[69]、托尼·库什纳[70]和裘帕·拉希莉[71]。而且我还义不容辞地讲述了萨曼莎·鲍尔的故事：奥巴马打电话称赞了她写种族灭绝的书，并为她提供了一个他政府机关中的职位。“这将是一个新的时代。”法拉兴奋地喃喃说道。一如以往，我对政治和政客远比她更抱有一种怀疑态度，因而当奥巴马和起义都未能发展成我们所希望的样子时，我也没有那么大惊小怪。不过我知道，在伊朗，至少不会永远是政府说了算。

我想法拉始终没能从起义的失败中缓过来，尽管美国不冷不热的支持令她很失望，但她还是对奥巴马满怀希望。此后不久，她身上的癌就像野火般迅速扩散，仿佛她已斗志尽失。我还没有将她的电话和邮件地址从我的电脑里删除，每隔一段时间我就要访问一下她的推特，反反复复地看她最后的那条消息：“身在华盛顿的伊朗人支持我们在国内的勇敢国人和男女同胞们为我们所有的权利而战。我们的心与精神都与你们同在。”

[68]乔纳森·萨弗兰·福尔（Jonathan Safran Foer），美国畅销书作家，代表作为《了了》。

[69]萨曼莎·鲍尔（Samantha Power），美国作家，2003年凭《地狱的问题》获得普利策奖非小说类纪实文学奖。

[70]托尼·库什纳（Tony Kushner），美国编剧，曾凭《慕尼黑》和《林肯》两次获得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提名。

[71]裘帕·拉希莉（Jhumpa Lahiri），2000年凭借短篇小说集《疾病解说者》获得普利策小说奖，成为普利策小说奖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3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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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文学界怎么想，好故事一贯都有好结局。”杰西卡·弗莱彻如是说，她是电视剧《女作家与谋杀案》中虚构的慧黠聪颖的凶杀悬疑类作家和业余侦探，她破案从无败绩。对于这个特别的好故事，她的判断是对的。只不过好结局往往不是我们期望的那样。我不像包括海明威在内的许多读者一样，认为《哈克贝利·费恩》的最后十章是画蛇添足，我相信费尔普斯农场之旅对于全书的主题极为关键：正如吐温可能会说的那样，它是“健全心灵”对“残缺良心”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