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哈克（第30/37页）

[66]吉姆讲话有很重的口音

[67]茨维坦·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保加利亚裔法国历史学家、哲学家、评论家。

18

“你在教哈克·费恩，”法拉说，“自你在德黑兰的第一节课起，你就一直在教他。”

“我现在对那时候教的不满意了。”我说。

我们正在她的客厅里。她觉得有些不舒服，因而在沙发上躺着，一只手扶在额上遮住了眉毛。她叫我靠近些，这样她就能将我看得更清楚。落地窗像给她心爱的花园景色装了相框。在谈论起哈克前，她让我从一棵矮树上摘了一个小柠檬放在大碗里。她想让我闻闻它的香气。她告诉我，她最感到遗憾的，就是没有在花园里多花些工夫。

就是在那时，她第一次跟我说她希望养一只小狗。她说，她觉得小狗可以激励她，让她能更好地承受疼痛。她丈夫反对，她的姐姐和哥哥也担心照顾一条狗对她来说可能负担太重。她的笑容憔悴，让人想起她那预示着某种巧妙诡计的微笑，她跟我讲了她说服哈比卜让她养狗的计划，让她的两个孩子也加入进来，跟他们串通好，这样哈比卜就不得不面对小狗的存在啦。她花了好几个月挑小狗、给小狗想名字。

我跟法拉说，我暂时不想教了。我觉得自己需要停一段时间，来把事情想清楚。

“你说的又不是结婚，”她说，“而且你也不是二十岁小姑娘了，手上还有大把时间。即便你有，你也绝不会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

“我觉得我们都太习惯于用平常的方法教这些书了，”我说，“我想要的不止这些。我想开一门叫作‘创新阅读’的新课。我的学生们需要的不是另一场关于《哈克贝利·费恩》的说教。我不想直接把那些我们都知道必须问的问题提出来：奴隶制、幽默，甚至美国风格。这些问题不应该被提出来——它们应该系统地从我们与文本的互动中浮现出来。”我提醒法拉，吐温曾说，教育“主要存在于我们舍弃的那些东西中”，并告诉她我想再多做一点舍弃。毕竟，哈克自己就逃离了文化教导那令人窒息的世界。他逃离了道格拉斯寡妇的文明培养计划，启程去打造他自己的教育。

“也许我应该要求我的学生，在写《哈克贝利·费恩》之前，写一写他们与自然最贴近、最愉悦的接触，表达他们在触碰、聆听、观察、品味，当然还有感受时，究竟是什么样的感觉。让他们去认识周围的世界，因为这就是我一直怀念的：在我生命各个阶段的感官愉悦，不管我身处何地，我都能从一首诗、一幅画、一段音乐或一个故事中将它唤出来。”

“随它去，阿扎尔，”法拉温和地说，“你我在看不到产生美的现实时，也能欣赏这种美。那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而这就是他们年轻的时候。就随他们去吧。”

“我做演讲的时候，”我说，“来听的人都比我的学生对我坦诚，部分是因为在读者和作者之间有一种信任的关系，有某种亲昵。当然，他们不是在跟老师谈话，而是跟一个陌生人谈话，尽管会有某种奇怪的瞬时的亲近感，但说完话她（我）就会离开，而且此后十有八九也见不到了。这两种因素结合起来——亲昵与陌生，可以创造极度真诚的瞬间。我觉得自己对他们也可以像他们对我一样坦诚。教学是件好笑的事：你想从那些真实而深奥的事物中拿出冰山一隅来分享，但学生们往往只想知道他们下次的作业是什么，他们为了应付考试要学些什么。我倒希望我能说动他们，让他们稍微不那么老实一点。”

“你可能一时这样觉得，”法拉说，“但你不可能长期不教书。那是流在你血里的东西。”事实的确如此，她又想谈她的花园了。

告别之前，我说：“顺便提一句，我又在考虑一个新的副标题了。我们谈了那么多‘纹明’和诸如此类的东西，你觉得‘在美国忘却《哈克贝利·费恩》’怎么样？”

“更不好，”法拉说，“别忘了你自己的忠告：要具体才好。别为副标题费心了，好好写你那该死的书吧。”她变得越来越像我真正的编辑了。

19

2009年6月，我正式受召唤去扮演我美利坚合众国公民的角色：我受传唤履行我的陪审员义务。两个多星期以来，我每天早上都会乘地铁去司法广场，进入哥伦比亚特区最高法院，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跟另外十一位陪审员一起在法庭中度过，我们在参与审理一个名叫文森特的年轻人的案件，他是非裔美国人，大家都叫他V，被指控谋杀了另一个非裔美国人，死者刚三十岁，但还是比被告年长十岁。我会尽量把我的问题、疑虑和“裁定”——这一直在反复变化——统统在法庭发给我的笔记本上写下来，尽管每次休会后这些笔记都会被拿走，对此我不无懊恼。这本笔记本是我仅有的能把自己印象写下来的东西，不去做这件事情的话我会很不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