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盲窗（第14/21页）

我一再看到那些在停车站下了车的乘客以相似的方式匆匆地消失在黑暗里：这些停车站同样也是舞台，一个情节发生的地方。它不外乎就是人们在这里来来往往，首先是等待。有几个人在转身离去之前，还要在灯光圈里停留片刻，仿佛面对回家的路犹豫不决（当时我也属于他们的一员）；其他人几乎刚一下车，就像梦中的孩子们有时候那样，立刻就无影无踪了，仿佛永远消失了。而旁边热乎乎的座位，呼吸时散发在玻璃窗上的雾气、手指和头发的印记充斥着他们留下的空虚。

那时候，市汽车站一带成为我的主舞台。一条位于火车道旁的横街设有临时售票房，街道两旁都是木板搭起的小客店。那儿有汽车开往国内各个方向，甚至在有些日子还开往南斯拉夫和意大利。在这里，我感觉自己处在事件的中心。要说发生什么事了，当然莫过于临时售票房里油黑闪亮的木地板的气味，铁炉里呼呼燃烧的响声，门扇砰砰的撞击声，外面摊位上广告晃来晃去的样子，一辆辆汽车发动时的颤动，一辆辆汽车停站时噼啪咔嚓的响声，粉尘、碎片、雪花和报纸飘过刮风的大街。在这个地方，出现这些东西，或者说它们本来就存在，大树高处浅黄色的灯，小客店巨大的支梁，标记目的地的锈迹斑斑的金属牌子，这些对我来说，作为情节就足够了，再多也根本用不着发生，这已经很丰富了。一个面孔从黑暗里走出来，变得那样容易认识，那样有个性，这就已经太多了。它不但不碍事，反而使你清醒。在那些我为此不由自主想像出的故事中，那么主人公也同样是一个冒充上帝的人，或者是一个白痴，他在上车时受到了大家的冷眼，而在夜间行驶中充当了复仇者，把汽车开到万丈深渊里。连那个女朋友坐在自己出发的汽车上，从街道另一边向我转过脸时都阻挡住了那望向自由空间的目光。只有当她离开了视线，那个地方又空荡荡时，我才会去回应她的招呼。然后，她自然好像定居在那整个国家里，我和她一起行驶着她的路程，就像她和我一起行驶着我的路程一样。

是的，我的路程，不是坐火车就是乘汽车，火车站和汽车站，这就是我当走读生的岁月里的家。寄宿学校岁月的乡愁一去不复返了。在没有课的日子里，我就被牵引到那条有等待位置的大街上，它不同于村子，无愧于“地方”这个名称。我被迫永不停息地奔波，居无定所，没有落脚的地方。在此间经历的一切痛苦中，当年的乡愁是最残酷的，是一种折磨，不同于平常只袭击一个人的折磨，从天而降，而在你的周围，一切都安然无恙；它也不同于一般的折磨，无可对付，屈服于一种漫不经心，只要这种漫不经心没有目标，我就觉得无聊；可一旦它获得了方向，我才觉得这是对远方的向往：不是折磨，而是兴致。

我乘来乘去的一个认识是，连父母在村子里都是陌生人。并不是同村的人这样看待他们，而是他们本身。一到外面，他们就受到尊敬：父亲被委以不断变化的职务（在林肯山村，几乎只有教堂的职务），母亲被视为与当局和当权者打交道的行家，一句话，打理外务的能手。她像一个乡村文书先生，替邻居写信和申请。然而在家里，只要他们在一起，偏偏在谁都不干事的时候，既笼罩着一种动荡不安和争吵，又充斥着一种不动声色的图谋，看样子，仿佛他们俩都不情愿出现在这里，是被拘禁者或者被驱逐者。

父亲的形象使我想起了一个人，他早就在外面的岗位上毫无希望了，又一次毫无希望地寻求着回归的信号；他踱来踱去，突然跑到那个小收音机前，面带越来越阴郁的神情，打开收音机旋钮。起初我觉得，这是多年来变得空空荡荡的牛棚和谷仓里黯淡沉寂的后果。堆放在那儿的工具不过是陈列品或者破烂。后来我才发现，父亲在他当年屋后的作坊里一再要证明自己，尽管没有订货，他却无愧于一个木匠的手艺，做出了绝对棱边笔直无可挑剔的桌子和椅子，是对不公正无可补救的愤怒和反抗的表现。有时候，我从外面透过玻璃观察，他干活时眼睛看都不看工件：他要么直直地瞪着眼睛无视它，要么就猛地抬起头来，在长久的麻木之后，眼睛里闪现出短暂的挑战。在这个地方，对于他的狂怒有各种各样的传闻，而干活时，它转变成一种稳定而持续的愤怒。不管是画出尽可能粗的木线，还是钉钉子，或者打磨棱边，这愤怒都尽情地发泄在其中。后来我才想到，问题就出在我们家，在我哥哥失踪二十年以后，这个家始终还笼罩在一片哀伤之中。这个失踪的人，不同于一个确定无疑的死者，不但使得家庭成员心无宁日，而且日复一日远离他们而死去，他们却丝毫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