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盲窗（第16/21页）

过后，两人自然又一再在我们家里那惟一的相片前碰面（除了我哥哥那张放大的相片之外，它挂在那神圣的收音机暗室里）：相片挂在前厅里，并且有一张斯洛文尼亚地图。就是在这个地方，父母通常也是唇枪舌剑，要争个高下。母亲平日那样不信鬼神，甚至对上帝也不恭不敬，可面对这张地图，在念着一个个名称时却抬高嗓门，吟唱起来，一如既往，有板有眼，忽高忽低。而父亲对她要么直言不讳态度生硬地纠正，要么干脆就对她的外来词发音摇摇头而已。尽管她此时此刻已经咬牙切齿，舌头僵硬，可是也无法使她脱离那斯拉夫语冗长乏味的列举。她一个接一个地吟唱着“Ljubljana”，“Ptuj”，“Kranj”，“Gorica”，“Bistrica”，“Postojna”，“Ajdovscina”（我特别期待着这个音色图像），而不是“Laibach”，“Pettau”，“Krainburg”，“Görz”，“Feistritz”，“Adelsberg”，“Heidenschaft”。3奇怪的是，与母亲平日的歌唱相反，我觉得那单调的地名吟唱得很美妙，尽管她的重读错误不断。听起来，仿佛每个名称都是一个祈求，而所有的名称一起联结成了一个无与伦比的、高亢而亲切的祈求。而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对此非但没有回绝，反而作为这个民族——很小的民族——的代表唱起了第二部，仿佛这狭小的前厅——铺着木地板，围着栏杆的木楼梯通到地下室，出门就是木走廊——变成了一个神圣的殿堂，比任何乡村教堂的殿堂都要宏大。

再说，母亲从来也没有跨出过国门一步。那些南斯拉夫地名，她首先是从丈夫的叙述中知道的。而对他来说，那些名称体现的仅仅是战争而已，一如既往。这些年里，他对地名也没有什么好讲的，更多总是那同一个布满岩石的高地，被攻克了，又失陷了，再被夺回来，等等。照他的说法，这场世界大战就发生在这样一道光秃秃的、石灰色的山背上，一个接着一个战场的前线仿佛就是向前或向后扔去一块石头划定的。只要你听一听村子里其他老兵的叙述就是了，这曾经是他们所有人的真实所在。父亲本来就抖抖颤颤的。只要一提起山里那些深深的岩体弹坑，他就抖颤得更厉害了。在那些弹坑深处，夏日里积雪还不融化。他有过许许多多的害怕，然而，他主要害怕的是可能会杀死一个人，至今依然如此。他十分镇定自若地给人家看他身上的多处伤口，有胫骨上的，有大腿上的，还有肩上的——只要一提起那个意大利人来，无论什么时候，他都会非常激动，因为他曾经奉命瞄准他开了枪。“我并没有直接瞄准他，”父亲说，“可是我一扣动扳机，他就飞起来了，两臂伸得开开的。然后，我就再也没有看见他的影子。”这一瞬间，他总是瞪大眼睛讲来讲去，因为过了三十、四十、五十年之后，那个人依然不断地飞到空中，而且似乎永远也无法让人知道，他是有意躲进战壕里了，还是一头栽下去了。“太卑鄙了！”他一边骂，一边用斯洛文尼亚语重复着这骂声，“Svinjerija！”听起来，仿佛这种语言毕竟是他发泄给这段历史，这个世界和这个人生的愤怒更好的表达。在战争中，他无论如何几乎没有看到过什么村庄，至多是曾经到过“……地方的附近”或者“通往……地方的大路上”。惟独戈尔兹对父亲来说意味着超过了战区：“这是一座城市，”他说，“我们的克拉根福特根本没有什么可以跟它比的！”然而，当你再问下去时，无非就是一句话：“在那些花园里，长满了棕榈树，而在一个修道院陵墓里，埋葬着一个国王。”

父亲重述时，只要一提到那个引起悲痛和愤怒的战场名字，这可给倾听的母亲创造了借题发挥的机会。凡是被他诅咒的——“该死的特诺瓦纳森林！”——，在她那里则变成了一个充满期待的家园。而且她把所有那些地方又在我的面前（这事姐姐是做不到的）整体勾画成一个国家来。这个国家与事实上的斯洛文尼亚并不相干，而纯粹是那些名称，那些由父亲提到的战役和痛苦经历构成的，无论是令人毛骨悚然或者只是顺便说说也罢。这个国家仅仅存在着主要的地方，一个个都有童话般的名称，如Lipica, Temnica, Vipava, Doberdob, Tomaj, Tabor, Kopriva等。4在母亲的言谈里，它成了和平之国。在这个国度里，我们这个柯巴尔家族终于能够再现当年了，并且长久地存在下去。这样的魅力蓝图与其说产生于那铿锵的语言或者家族传说，倒不如说出自我哥哥在南斯拉夫的岁月，出自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写给家里的几封信。在那些信里，这个儿子常常在那些同样的地名，也就是父亲借以把这个世界诅咒得一无是处的地名之前加上一个赞美之词：“这座神圣的纳诺斯（山）”，“那条神圣的蒂马沃（河）”。而在我这个晚到人世的次子心里，从一开始，不管母亲的想像与经验世界多么遥远，都比父亲那些战争叙述的影响要强烈。如果我要为此构想出这两个人的图像来，那么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无可奈何和一个分享快乐的叙述者：一个袖手观望，另一个置身其中，主张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