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第11/25页）

我和园子多亏这个机会，反而谈话更方便了。她谈到学校的事、读过的几部小说，以及有关她哥哥的情况。我有我的做法，我立即把话题引向一般的问题。这是诱惑术的第一步。我们过分亲密地交谈，以致忽视了两个妹妹，她们都折回了原来的位子上。这样一来，母亲有点为难似的笑了笑，又领着这两个起不了多大监视作用的妹妹回到了我们的身边。

这天晚上，我们一行在草野所在部队附近的M市一家旅馆下榻，已到就寝的时间了。大庭先生和我被安排在同一个房间里。

只剩下我们两人时，银行家公开披露了他的反战观点。到了昭和二十年春上，人们聚在一起就议论起反战来，我早就听腻了。他压低嗓门滔滔不绝地谈起一家大贷款户陶器公司，以弥补战祸为由，期待和平，筹划大规模生产家用陶瓷器，以及正向苏联提出和平问题等等，简直叫我受不了。我还想进一步独自思考一些事情。他那副摘下眼镜、显得肿胀的脸，隐没在熄灭了的台灯所展开的阴翳中。他单纯地发出的两三次叹息声，缓慢地传遍了整个被窝，之后就开始打鼾了。我感到裹着枕头的新毛巾扎着我发热的脸颊，落入了沉思。

剩下我独自一人的时候，阴郁的烦躁总是威胁着我，再加上今早看见园子时动摇我存在的根基的悲伤，又鲜明地重新涌上我的心头。它揭穿了今天我的一言一语、我的一举一动的虚伪。尽管断定是虚伪，但这种断定比误认为其全部都是虚伪的痛苦的臆测又算不上痛苦吧。对我来说，这种特意揭穿它的做法，不知不觉地变得安心了。这种时候，我那种对所谓人的根本条件、所谓人心的可靠组织的执拗的不安，只会把我的内省导向毫无结果的循环。别的青年会是怎样感觉呢？正常的人又会是怎样感觉呢？这种强迫观念在指责我，把我认为可靠地获得的一丁点幸福，也立即弄得七零八落了。

往常的“表演”完全化为我的组织的一部分。它已经不是表演了。这种将自己装扮成正常人的意识，侵蚀着我心中存在的本来的正常性，让我不得不一一对自己说，它只不过是被装扮了的正常性而已。反过来说，我大概渐渐成了只相信虚假的东西的人。这样的话，从一开始我就把接近园子的心，当作是虚假的。这种感情，实际上是想把它看作是真实的爱。也许这种欲望就是戴着假面具表现出来的东西吧。这样一来，说不定我已开始变成一个甚至连否定自己也无法做到的人了。

——就这样，我渐渐昏昏欲睡，平日那种不祥的，但不知怎的却很有吸引力的轰鸣，划破夜间的空气传了过来。

“那不是警报吗？”

我对银行家的易醒感到吃惊。

“啊。”

我含糊应了一声。隐约可闻的警笛声响个不停。

会客时间很早，我们一行六点就起床了。

“昨夜响警笛了吧？”

“没有呀。”

在盥洗室里互道早安时，园子板起一副严肃的脸孔否定了。回到房间以后，这成为妹妹们取笑园子的好材料。

“只有姐姐你不知道。呀，可笑极了。”小妹妹随声附和地说。

“连我都惊醒了。醒来就听见姐姐鼾声大作呢。”

“是啊。我也听见了。激烈的鼾声甚至使我连警报声也听不清楚呐。”

“瞎说。拿出证据来嘛。”——园子在我面前把脸憋得红彤彤的。

“这是弥天大谎，后果是可怕的啊。”

我只有一个妹妹。从孩提起我就向往姐妹多的热闹家庭。这种热热闹闹的半开玩笑的姐妹争吵，作为这个世界上最鲜明最实在的幸福映像，出现在我的眼里。它又唤起了我的痛苦。

早餐的话题始终谈论着一件事，那就是昨晚的警报大概是进入三月以来头一次发生的。大家都想得出这样的结论：昨晚只响警戒警报，最终没有响空袭警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吧。作为我来说，怎样都无所谓。我想过，假如我不在家时，我的家都被烧光、父母兄妹都被炸死，反而干净利落。我并不认为这是格外冷酷无情的空想。因为几乎每天都自然而然地发生尽想象之所能的事态，反而使我们的空想力变得贫乏了。譬如全家都被炸死这种想象，远比想象诸如银座商店陈列的成排洋酒瓶、银座夜空忽明忽灭的霓虹灯要容易得多，这是轻而易举的事。这种没有感到抵触的想象力，纵令带着多么冷酷的相貌，同心灵上的冷酷也是无缘的。这只不过是一种怠惰的不严格的精神表现罢了。

走出旅馆时的我，同昨晚独自一人时活像个悲剧演员的我，简直判若两人，早就是一副轻浮的骑士架势，想帮着提园子的行李。这也是在众人的面前故意显示一下效果的做法。这样一来，她的客气可以翻译成顾忌她的祖母和母亲的意思更多于避讳我。结果，她自己又受骗了，她理应清楚地意识到她越顾忌祖母和母亲就表明她越同我亲近。这一小小的策略奏效了。她将皮包交到我的手里之后，仿佛要申辩似的不离开我的身边了。尽管同龄的伙伴在场，园子却没有同她搭话，而只顾同我攀谈，我时不时地以一种奇妙的心情凝视着这样一个园子。在早春飞扬着尘土的逆风中，园子那近乎哀切的天真无瑕的娇滴滴的声音被吹散了。我上下晃动着披上大衣的肩膀，掂了掂她的皮包的重量。这重量好不容易才替萦绕在我内心深处的、似是来访者的内疚辩护。——刚来到市郊，祖母首先连连叫苦。银行家折回车站，似乎使出了巧妙的一手，不大一会儿就为我们一行雇来了两辆小轿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