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家庭悲剧（第27/40页）

但在他给我写那封信，给他的妻子写那些发疯的信时，他却在靠路易-拿破仑抛弃的从前的情妇，一个在苏黎世无人不知的荡妇86养活，他跟她日日夜夜混在一起，用她的钱摆阔气，坐她的马车兜风，一起出入大饭店寻欢作乐……不，这不是疯狂。

“您打算怎么办？”最后恩格尔松问我。

“用枪把他像狗一样打死。他是个胆小鬼，这大家知道，您也知道……我有成功的把握。”

“可是您怎么能去？……”

“问题也正在这里。请您先写封信给他，对他说，现在不是他向我要求决斗，而是我要制裁他，我会选择制裁的方式和时间，但我不会为此丢下生病的女人，他的无礼不值得我理会。”

我照这意思写信给萨佐诺夫，问他在这件事上肯不肯帮忙。恩格尔松、萨佐诺夫和福格特都热心地接受了我的要求。我的信铸成了大错，它给了他借口，使他后来可以说我接受了挑战，后来又拒绝决斗。

拒绝决斗是不容易的，这需要极大的勇气，或者非常的懦弱。封建时代的决斗观念在新时代中仍牢不可破，这暴露了我们的时代根本不新，新只是表面的。为了维护贵族的荣誉观和好战的虚荣心而树立起来的这个神圣法则，很少人敢于触犯，也很少人具有充分的独立精神，能够不受惩罚地蔑视这个血淋淋的偶像，不怕承受胆怯的指责。

决斗的荒谬是不用证明的；在理论上，除了某些暴徒和剑术教师，谁也不认为这是对的，但在实践上，大家都向它屈服，以便证明（天知道向谁证明）自己的勇敢。决斗最坏的方面在于它可以为一切坏蛋恢复名誉——它使他得到光荣的死，或者成为一个光荣的杀人犯。一个人被人怀疑在赌博中舞弊，于是他要求决斗，仿佛他不怕手枪就不会舞弊。把指责者和赌棍等量齐观，这是对人的极大侮辱！

决斗有时可以成为逃避绞刑架或断头台的手段，但在这方面道理也是说不清的，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可以怕断头台的斫刀，但必须不怕敌人的剑锋，否则便应该受到大家的蔑视。

死刑有个优点，在判刑前必须经过审问，法庭可以判处一个人死刑，但不能剥夺他揭露死的或活的敌人的权利……决斗却是严格保密的——它属于那个好斗成性的时代的法则，那时手上的血是不大会干的，以致佩戴杀人武器被认为是高贵的标志，练习杀人技术也被当作应尽的职责。

只要还是军人统治着世界，决斗就不会绝迹；但是我们应该勇敢地提出，让我们自己来决定，我们是不是继续向我们所不相信的偶像低头，还是作为完全自由的人站在世界上，不仅敢于与上帝和当权者斗争，还敢于向中世纪靠流血决定是非的办法挑战。

……多少人带着自豪而庄严的面容，忍受了生活中的种种灾难，监狱和贫穷，牺牲和劳苦，宗教裁判所和我不知道的一切，最后却由于一个不务正业或卑鄙无耻的小人的狂妄挑衅，死于非命。

这些人牺牲得太不值得了。一个人应该根据一定的原则行事，但这原则必须符合他的理性，如果不符合，那么不论他怎么勇敢，他只是这个原则的奴隶。我既不接受，也不拒绝决斗。对我说来，对黑尔韦格的制裁是精神上必要的，也是肉体上必要的——我在头脑中搜索报复的可靠方式，但必须是不致提高他的荣誉的。至于是用决斗，还是干脆用刀子达到这目的，对我来说无关紧要。

他自己提醒了我。他给他的妻子写信道（她照例把它给朋友们看了），尽管发生了那一切，他认为，我还是比我周围那些笨蛋高出一头，我只是给福格特、恩格尔松、戈洛温87那班人带坏了，只要他能够与我单独见面，一下子可以解释清楚一切；他说：“只有他（也就是我）一个人了解我。”可这封信却是在他给了我那封信以后写的！诗人最后道：“因此我最希望的是赫尔岑接受没有证人的决斗。我相信我们一开始谈话就会互相拥抱，把一切抛到九霄云外。”想不到决斗竟是烟幕，它隐藏着一个戏剧性的和解方法。

如果我当时可以走开五天或一个星期，我一定会前往苏黎世，按照他的要求独自去找他——那么他就活不到现在了。

在那封信以后，过了几天，早上九点奥尔西尼来找我。他不知出于什么生理上的荒唐原因，正热恋着埃玛；我始终不能理解，在这个热情、纯洁、年轻的南欧美男子与那位丑陋而毫无生气的德国女人之间有什么共同点。他的清早到来使我大感惊奇。他没有拐弯抹角，开门见山地对我说，黑尔韦格的信传出后，在他的朋友中引起了普遍不满，双方认识的许多熟人提议对他成立荣誉法庭。同时他替埃玛辩护，说她完全没有过错，除了埃玛一味宠爱丈夫，对他百依百顺，惯坏了他。他说他是证人，可以证明这一切使她多么痛苦。他说：“您应该向她伸出手去；您可以惩罚有罪的人，但也必须给无辜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