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月至9月（第19/25页）

我们躺在家里生病的同时，美军第三军团抵达格蒙登。对我们而言，战争已经结束了。

接下来的那段日子我没有写日记。所有留在德国与奥地利境内的人，在战后头几个月都置身于世界彻底瓦解的大混乱中，每个人都把全副精力集中在如何活命这件事上，其他的事全部拋诸脑后。对我个人来说，唯一支撑我活下去的渴望，便是我愿不计任何代价与分散世界各地的家人恢复联络。当时我没有任何一位家人的消息，忧心如焚，而且我知道他们也一定在替我担心。

——蜜丝注（1945年9月）

巴顿将军率领的美国第三军团于5月4日抵达格蒙登，翌日所有驻巴伐利亚的德军全部投降。四天之后，即5月8日，欧战正式结束。

西西·维切捷克（现为格察·安德拉西伯爵夫人）对于这一段蜜丝没有写日记的日子描述如下：有一天，一辆载着两位美国军官的吉普车开上柯尼金别墅。由于产业经理施塔拉克及施耐德小姐都不会讲英语，当时在公园对面坎伯兰医院工作的蜜丝便被唤来充当翻译。两位军官很明显地立刻对蜜丝产生极大的兴趣，他们声称苏军正迅速逼近，希望保护她，极力想说服她跟他们一起离开。蜜丝婉拒，表示不愿丢下我一个人。但他们表示过两天他们还会回来，同时禁止我们离开别墅。两天后，他们果真回来了，这一次催促我们俩都跟他们一起走，我们拒绝。他们再一次禁止我们离开，并威胁说我们会被枪杀。这时我们已明白苏军逼近的说法完全是托词，其实他们另怀鬼胎。幸好我们再也没有看到那两个人。

很快地，我们俩都染上了猩红热，被装上一辆没有车盖的马车拉到格蒙登医院，也就是我原先服务的那家医院。我们俩睡在同一张床上，对周遭发生的事浑然不觉，只知道有一阵子外面传来很多刹车声，人们用美国英语大叫、发号施令。接着一批穿着陌生卡其色制服、戴钢盔的士兵，手持武器冲进我们房间，但立刻被医院内的医生及护生推了出去。几天后，他们告诉我们，战争已经结束了。

对于那段日子，我的记忆非常模糊。只仿佛记得有一次我们找到一本食谱，上面印有面包、牛奶及肉的照片，我们俩便开始梦想着享受里面所有的食物。另一次我爬下床，溜进花园里偷拔了一杯红穗醋栗，结果被一位护士当场逮住，她大骂我是贼，我只紧紧抱住那杯宝贝，冲回病房内，然后趁着别人还来不及进来，和蜜丝狼吞虎咽把红穗醋栗全吞下肚去。六周后，医院放我们出院，我俩已濒临饿死状态。

回到柯尼金别墅后，才发现主栋已被美军反情报军团没收，指挥官为克里斯特尔少校。接下来那段日子，我记忆最深刻的，仍是不时折磨我们的饥饿感觉。蜜丝虽在病假期间，但仍是坎伯兰医院的员工之一，我们因此可以领到马肉等粮食配额，美国人允许我们拿到厨房里烹煮。我还记得那种每次看见别墅“客人”所享受的各种美食、让我们猛咽口水的感觉。最后在绝望之余，蜜丝和我想到一招诡计。每次等到美国人快要坐下来用餐的时候，我们便溜到餐厅窗前的花园里制造各种响声，像是搬弄花盆、剪玫瑰等等。当然他们几乎每次都会邀请我们跟他们一起用餐（战争刚结束的那段时期，美军禁止官兵与德国人建立任何形式的“友好关系”），然后总在吃下大量花生酱和喝下好几大杯道地的咖啡后，整晚兴奋得睡不着觉！

克里斯特尔少校是一位非常有礼貌又善体人意的正人君子，他不遗余力地保护我们，命令不断更换的属下规矩对待我们。由于别墅很快成为美军的“周末度假中心”，进行的活动可想而知（直到我们离开，即被遣散回乡之前，我们才搞清楚美军每晚都在一楼公寓内干什么），因此他的这项努力极有必要，也令我们非常感激。

遣散前，克里斯特尔少校特别替蜜丝担心。蜜丝曾经告诉他，她在柏林的经验，尤其是与“七月密谋”有关的那段日子，少校生怕她会因此遭到拘禁，接受审讯。幸好他的忧虑并没有成为事实。

有一天，我们和一群由无篷卡车及马车组成的车队一起离开，随行的是一群穿着党卫军制服的年轻男孩。我们在众多守卫严密监视下，被送去毛尔基兴，接受筛检。那群党卫军小孩几乎立刻被释放，显然都是在大战最后几周内受召入伍，在毫无训练的情况下穿上党卫军制服的。其余的人则需通过坐满三节火车车厢、各种不同审讯人员的质询；那些人不断问我们问题，同时不停拿出成沓的名单与我们的名字核对，想确定我们的确不是重要的纳粹党员。不消说，每位审讯官都觉得蜜丝非常神秘，首先，她一口字正腔圆的英语，却又自称是俄国人。他们总会问她：果真如此，她为什么不留在俄国呢？显然他们都从没听过所谓的白俄难民！最后我们终于被放出最后一节车厢，临别时两腿还各被刷上一道白漆，表示已经“洗清”了。又等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才通知我们可以自由离去。对我们俩来说，战争终于在这一刻真正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