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保皇会与港澳（第29/40页）

徐勤在港期间，“自早起束身见客，至四更解衣而卧，中间口无停声，笔不停挥，流汗沾面，未得少息。一月得床而卧者，至多不过七夕，余皆列几而卧”。会所设床榻凡廿三铺，以寓宿者多，梁启田等还时常须在外借宿。往来应酬者自官场至各省士夫，本省故人，各埠同志，人凡万千。仅各地同志归港者日日皆有，少则十数，多则百数。港局各人，办事愈多者见面愈难，即便简单应付，已经无暇清理国事商事，甚至不能复函康有为。若请人待客，既需多金，又要忠义。

保皇会定例入会者仅捐花旗银一元，以后再无月捐或年捐。庚子勤王，用去美洲、澳洲、檀山、日本等地的会款，此后新开会之埠不多，原有各会续入会者，会款极少汇港。而各地前来食宿者众多，甚至呼朋引类，数月不支，还有冒认者。港中笑话相传，“至谓午饿晚饥，何不入保皇局食点心与饭乎？但称同志，即可得矣。其可笑如此。然不敢不招呼也，虑其真为同志也”。保皇会章程虽然规定须分等级招待各地干部，但钱少用多，无法按章办事。新建会所，需款数万金，若有款又须办国事，而国事多秘密，皆两会长派人办理，港局不能参预。至于指责办事人中饱，此为内叛者之诬攻，反间者之毒言。总局各人舍身家为国事，不欲自辨，而各地华侨积疑在心，“应允公学十万之款而不交，于是累总局买地费万八金而难填矣；应允商股百万之款而不交，于是保皇会几因而散焉”。若不剖白，势将“散其会以亡其国”。康有为希望将此函集会众宣读讨论，去其疑心，并以各种形式商议整顿总局和招待同志等事，颁布施行，以获公益而杜后患。[250]

康有为的意旨很快得到贯彻，1905年6月，保皇会在纽约举行大会，“公定新章，内有招待各埠同志一节，港中同志以华益公司及商报局地方均非宏敞，恐于招待不便，特创一中华酒店于本港上环海旁省澳轮船码头，地位极佳，店中铺陈，均甚精美，与西人各酒店无异，为中国向来所未有”。1906年2月8日，中华酒店开张，生意甚旺，但房舍太少，不足应客，拟再加扩充，定为有限公司，集股4万元（分为800股，每股50元）。各同志返国，入住该店，上等客房每日二元，二等一元，招呼极为周到，由芝加哥分会的李玉成负责。这时保皇会以《商报》为总机关报，销量达到5000份，为港中各报所未有。广东公学招生增至二百余人，商会招股也进展顺利。[251]

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兴起，康、梁致电上海、香港、北京等地，呼吁大集志士，开会鼓动，向政府力争。[252]叶恩等即在港大开会，请客集众，通电政府及督抚。[253]稍后广东成立拒约总会，“公举总理四人，惠伯亦在其列。近已连日叙会，商议办法，已联络七十二行盖图章签名，立誓不销美货”[254]

纽约保皇会大会的另一决议当为设立纽约代办总局，以便就近指挥。1905年12月26日康有为函示谭良:

一、纽约已设银行，而文款仍汇李奕尧，致问取多支离，不可一。

一、纽约已设代办局，则文一切事当关白，而文以款直付港，不告纽局，又不报数。今纽局无所措，又不便明追生嫌，不可二。

一、纽约总局我刻铜印，此只可我用，即纽局尚未宜。今文不告铭、雨而擅带出，不可三。

一、原定各埠到纽约换领凭票，我有深意。

并定例“令纽局每复日报一次”。[255]汤昭、康有霈为掌管纽约财权之人。

在增设纽约代办总局的同时，对香港总局作了人员调配。1905年，保皇会鉴于“科举已废，中国立宪之机已迫，将来为学生世界，政党将由此起点。吾觉[党]目下有政党之质点，而无政党之材料”。若不多派党人留学，“将来不特政党不能分一席，而亦必在天演淘汰之例”。[256]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以及事业发展的需要，多名草堂弟子及其子女前往欧美、日本留学，香港人手不足。为此，康有为安排陈继俨回港办事。后者对此积极性很高，而康有为对他始终不太放心。1905年12月26日，康有为向谭良详述其用陈办事的内心矛盾:

某今以才自负，目空一切（昔在南洋筹款，鼓动邱菽园大款有功），以未大用，颇怀怨望（当时不大用之者，以是时穗田有力而执澳权，一切倚之，穗与仪大不睦而与镜好，故用镜不用仪。为此，仪不知内情而疑我偏信，镜如可解之）。其在檀入美（自来美五年），一筹不展，一圆未筹（卓如因此甚怪之。即如商会，彼不筹一文），此或其怨望之因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