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保皇会与港澳（第30/40页）

彼以才自命，吾在砵仑问其筹款，又无一策也。故吾虽爱其才而欲用之，生许多计较，一不似极亲之师弟，极似外人。在彼有怀而避嫌不自达，我亦知其故，故有深痛大怒而亦隐忍，不甚责之。然吾之于同学诸子，无不开心见诚，而于伊不能。既不能而共事，又彼意见极殊，多不奉命，不用之，则又怨望。此则伊有才而不□学道者之短也。……

吾今欲用伊办港事，吾已逆计伊将来不听命，必至撤差。至此时，则嫌怨益深矣。不用之，则伊无时不谓吾未一日大用之，伊不能分毫展其才，但怪谓吾不识人，有一范增而不用，是以致败。计今港局诸子之才，诚无比伊者。而穗近以贫怨望，又宜反其道以待之，故今日一试用伊最宜，伊必有小效，但必违命，至大怒撤逐。伊向来欲总办港事，以非彼莫任。今所云云，不满于约法三章耳。用不用，有此两难，汝以为如何？在吾意以为，已告伊，必当用之，以试其才，且以塞其七年怨望之怪心。即他日撤之，究是至亲师弟，与外人不同，嫌仍小也。……

凡此各情，汝当一一与之辨解诘难以开之（汝可谓：师弟至亲，长者又极爱兄才，又念十年患难之师弟，非复寻常之交。长者之性，弟不可，则力争；师不可，则大责，不可怀嫌以相疏）。或令伊从我住一月半月乃归。文可明晰。消释一切，然后可用之也。[257]

康有为的一片苦心依然收效不大，几年来，保皇会的内讧和散漫已经使之焦头烂额，而这种状况尚未见底。1906年6月，由于叶恩等人经营不善，“港中商务大坏（鱼票全倒。彼等专权如此，可恨！）”[258]。后来保皇会再因振华公司案大起分裂时，美洲华侨有人列举叶恩的罪状:

敝埠会长前年返国，到香港时，查华益公司开张三年，未做分毫生意，只用一私人叶碧泉办理云哥华“皇后”船包位事。三年以来，华益公司费用支出三万余元，只顾私囊，不顾大局。香港中人，至有谓华益公司为“包位公司”。……华益公司开张三年，一事不办，而忽承办渔票公司，省港同人，纷纷函阻，而叶恩不恤，竟擅提公款，承充渔票公司；如获利，则华益公司仅占四分之一；今亏本，则华益公司占全东，不独老本尽去，而附充亦一文无归。即缉私之洋枪所值数千元，渔票公司之什物所值数千元，亦尽归乌有。……故股东常谓华益公司者，无益公司也。……香港中华酒店当未入股之时，同人纷纷劝止切勿附股，不料叶恩弗从。附股后又所用非人，故内容腐败，而叶恩绝不过问。故由埠回港者，一入此酒店，莫不叹息痛恨。[259]

这与梁启超当初的描述截然相反。

康有为痛定思痛，“今拟尽收其权，散港局，不设总理人，撤惠伯，破情面而为之（今以我所在为总局），大加整顿，真无如何！”[260]1906年6月6日，依据纽约大会议定商法之条改定《商会改良章程》，其中多项内容显然针对香港总局。如第13条权限一:

去年纽约议员集议，所有用人行政皆照美国商法，概归督办主持，以便事权划一，不致如前之号令杂出，无所适从，龃龉相抵，呼应不灵，各自专行，无所责任。

第14条 权限二：

港中总局因与督办远隔，碍难商略，遂致各自用人行事，时有乖违。此后以督办所在处为主，各分店皆直达督办，以便请款商事，开办一切，呼应灵通。其港局非奉督办命，不得自行拨款举办商务，并不得专擅用人，如有违例，擅用司理、管库、管数等员，及擅拨款开办商务，众不承认，其商款勒令擅拨者清还原人。未奉督办命而误听就席者，亦为冒昧，一律退出。

第16条 权限四：

港局收有各款项，除公款立即用总长名附贮银行，其商款亦即用店名附贮银行，一面函告督办，以便督办具知，得以稽查划拨。若皆小数则累限十日内一报告。其港局总理、司理、管库人不得以己名附贮银行。他处有随时设立代办局者，同违者，以有心隐匿作弊论。[261]

稍后康有为向谭良解释道:

港局之散者散其权，并非散其地，但此后不作为总局总理人，而华益自银号一概如故。今港局甚大，既有保会、《商报》、华益，不患无归宿地，惟商会生意数目核算稽查，全不归港而归我，所与弟意旨相反者，最在此点。因今港局之败不在其地而在其有总核稽查及一切之权，于是并调度之权而暗夺之。我在远，无法与争，故致有今日之败而改良之。我商会既上有督办而下又有总理，卓如所以立此法者，专为我两人挂名在远调度起见，不知既有总理，彼在就近即握其全权。此总理惟各埠人为之，其人必有功者，有罪过则不能逐之，于是无术可制，商事因此败坏，而尚代为担受恶名，此卓如立制之不善也。今既以败误，不能不改良。若既存总局总理之名，则名[各]埠即争之，万千错误之祖宗，皆由此出。今但以督办为主，一切皆为分局，至数目则分存香港旧局、纽约代办总局，听人随时派人核算，其实则仍寿文等为之，而各埠免其争执觊觎，我遥握其权，随时派人，月月出结，季季派息，则人心安定，商务可有起色，所谓“利出一孔者王，利出三孔者亡”也。[2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