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保皇会与港澳（第13/40页）

此说多不确，尤其是何廷光与保皇会以及保皇会与澳门的关系，与事实完全不符。何在保皇会中虽无实权，至少名分相当重要，康有为不欲其掌握机密内事，却注意维护其声誉，并慎重处理与何的关系[133]；而何廷光参与总局事务，在庚子以后持续了很长时间，几乎与港澳总局的命运相始终。

庚子勤王运动中，港澳总局与横滨总所之间因拨款用人等事积怨甚深，背后更有宗旨歧异的作用，这些矛盾因康有为接管总局事务而暂时得到压抑。随着康有为移居印度，港澳总局重新恢复办事中枢的地位，并且掌握财权。1902年6月康有为指示罗璪云:

如既捐讫，则望付香港上环海旁和昌隆邝寿文收，不必付横滨，盖付横滨亦须转汇港澳，以办事支款皆在港澳，不在横滨，远于内地也，徒多费汇水。且汇滨者，楚中将日之索款，稍一不遂，无所不至，卓甚苦之，去年之汇滨者，尽付之无何，冯君紫珊至避之还港。此等隐情幸勿宣告，但转告南洋各埠，后此有款，直汇来仆或汇交港可也。[134]

邝寿民的和昌隆，当是保皇会香港会所所在地。如此一来，与横滨总所的矛盾势必再度凸显。

保皇会放弃大举勤王计划后，海外捐款基本停止，各地的华侨支持者士气遭受重创，保皇会的生存面临严重危机。为此，该会尽遣精英分赴各埠再度进行动员，全力开新埠，筹新款，港澳只留何廷光、王觉任、邝寿民等人坐镇。保皇会没有经济事业，离开华侨和外国人士的资助无以为生，而为了鼓动华侨捐款，就不得不鼓吹起兵和自立。1901年，保皇会还想利用广西会党游勇之乱，发动勤王，梁启超致李福基、董谦泰函称：“南海先生专力经营广西之事，但现时东三省之机会又较胜于广西，南海未知其详。因通信不便，已专派人往槟榔说明矣。”[135]6月，梁启超“续得孝入桂之电，再行加捐，仅得二百镑矣。”[136]

随后，康有为和港澳总局对于西事的态度，与梁启超一派及各地华侨出现明显分歧。1902年4月后，徐勤函告康有为:

广西之事智若与扎池直往龙州、南宁等处，联络其头目，事成或不成，然智若破家为之，拼死为之，诚可敬也。来各埠函切勿言西事之无用，若智若等知之，则大失其心矣。且言西事，各埠皆欣喜，散岛会友每人捐一月工银，即□言西事得来，若禁言西事，而日诩复辟，令人冷齿而灰心也。[137]

梁启超函告美洲华侨:

广西民党现据南宁州，现香港我会派有数人在彼主持，然军火甚乏，现时尚难望大成。[138]

美洲保皇会组织更加群情激昂，鼓吹:

今广西民党已挺身先出，我海外同志仍无举动。内地既已拼命，而外地尚未输财，揆诸情理，岂得谓平？且吾人不特有手足相援之义，更须大集群力，购战舰，募义勇以占据海面，接济粮饷、器械，使内外相通，水陆并应，先联东南数省，布告改革章程，大修内治、外交之要务，力任兴利除弊之公益。

呼吁各埠同志每人捐一月工金，成大款，举大事。[139]而1902年6月11日康有为函告李福基等人，广西之乱，

不过土匪扰劫乡村。适苏元春扣饷不发，游勇遁入之，其地当镇安泗城万山间无人之域。自去年十二月、正月至今四个月，而不能破一县城，其无力可想，其无志可知，亦无所谓民党，但劫贼聚众踞于村乡者耳。在深山中，一时难灭，而近者有报以扬之，报中扬之愈甚者，人心思乱，展转附会，遂若大事，真可笑也（西省去年旧人甚多，故仆最得确信，君力、云樵、君勉皆不知）。吾党已派数人往，尽知其故，望告知各埠勿误信传言。[140]

1902年9月23日，主持港澳总局的何廷光、王觉任致函李福基、董谦泰等，告以“本月初十日，张、罗两君由南宁回”，称官兵始终未与游勇开仗，所报伤人缴械，均为假冒，唯6月间马盛治率千人往马鞍山围剿，中伏毙命，并杀官兵百数十人。“惟惜该党各立头目，各行各事，未能联成团体，以与军兵相抗，恐无济事耳。”[141]

康有为改变对西事的态度，与保皇会内部普遍的言革倾向颇有关系。面对“各埠之稍聪明者无一人不言革命”，只言保皇则不能运动的局面，梁启超等江岛结盟者乃至徐勤，为了扩张会事，都不得不“言革”。这使得康有为极为忧虑。为此，他与梁启超等人反复辩驳，并发表公开信，坚决反对言革，甚至欲将鼓吹革命自立的欧榘甲驱逐出会。

不过，梁启超等江岛结盟者言革，确有宗旨之见，徐勤则主要是鉴于“饷源已绝”，不能继续“严为去取”，以免“同归于尽”，“今若不言自立，不言西省之事，则实无从下手运动”。[142]所以后来他一再声明当时亦言革命，“与长者辩难甚多，然不过欲扩充会事，以为长者之助耳。卓如亦不过如是”[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