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保皇会与港澳（第15/40页）

是函写于港澳与滨沪的矛盾爆发之后，又旨在向康有为阐述己方的立场，不免粉饰自己，诿过于人，但从中可见商会发起的原委以及筹议的大致进程。

由此推断，保皇会动议筹办商会，应在1901年底。1902年康有为致函李福基道：“况此会倡自去年，各埠来书莫不踊跃，待之望之不为不久矣。”[153]先是，港澳总局派朱锦礼在加拿大与李福基、叶恩等人商议，要求与横滨方面协商定议，但后者数月不予回复，并欲推至9月以后。不得已，朱锦礼等将草章交麦孟华修改，然后再寄康有为参订，交回香港印刷，于1902年10月遍寄各埠。

康有为将修改过的章程寄还香港约在9月20日，三天后，何廷光、王觉任函告李福基、董谦泰等人：“更[生]先生付来商务章程，现已发刻，大约十日外便可付上，今日救皇保国，全恃此商会为根本，望各同志赞成之为幸。”[154]此举大概因为李福基等也是倡始之人。10月20日康有为致函李福基，问以：“前寄商会章程，想收。此为今日之大机要，想各埠能鼓舞之也。”[155]

11月10日，康有为又再度函告李福基:

前上商会章程并由香港告印发已数千部于各埠矣。此事为兄提倡最注意之事。实则商会为今中国自振利权第一事，为同志发财第一事，为吾保中国皇上救身家第一事。凡事认定第一义，则可决定竭力以图之；其有未合，则委屈以赴之。……今章程已布，事必决行。各埠鼓舞者固多，尚虑同志中各就所识之论，或为异议，或谓可小辨[办]，不能大辨[办]，或谓宜候某君来劝之乃举行。此皆有见之论。惟《易》曰：需者，事之贼也。惟断惟速乃成，迟疑则误。方今中国祸变之急，岂能从容待之乎？凡事见可即行，三思则惑。若自生疑虑，徒阻成功。商会之可为与否，章程已明，即有人劝，不过尔尔……仗望诸君审定商会为第一要事，如白圭趋时之说，捷如庆忌，勇如孟贲，不失机会，乃可与谋。认定宗旨，全神注定，神不外散，日日大声疾呼，人人鼓舞激劝，则商会必大成；若人人有待，人人生虑，人人观望，则必无成。故商会之成不成，大不大，全在诸君之互相激劝而已。[156]

寄呈章程的同时，港澳总局的何廷光、王觉任、邝寿民通告各埠，保皇会成立以来，

已成大团体，他日中国之兴，实已起点于此。今日基础已定，不可不谋所以扩充之。夫中国地大物博，甲于全球，商力之锐，东西人推手羡服，特以不相联合，势分力弱，彼族以整乘我之散，以合压我之分，故商利渐为他族所攘夺，而不能与之竞争，此固海外同志之所同声痛惜者也。同人痛心发愤，窃欲联合海外，集一大公司，以敌彼族之商务，以挽中国之利权。谨已草拟章程，刻日开办。仁兄爱国热心，久为同志所钦服。同人不揣冒昧，推弟为开办董事，伏望联集同志，竭力推广，仰仗大力，同成盛举。

指示将章程遍布各埠，鼓舞同人，踊跃附股。[157]

团聚海外华侨，成立商务公司，本来就是华侨的愿望，此举立即得到热烈响应。11月29日，加拿大域多利、温哥华的董谦泰、李福基、叶恩、徐为经、刘义任等联名致函各埠保皇会:

今吾会译书局已设矣，报馆已开矣，斯二者实足以开发民智。此外应办之事尚多，惟当务之急者，莫如商会也。方今海禁大开，商战愈烈，我内地之银行、铁路、矿产，外埠之轮运、汇驳、商务诸种利权悉为外人所攘夺。以吾会之大、人才之众、商务之盛，惟以坐失渔利，徒饱外人，清夜思之，实有憾焉。然欲竞争于商场，分润于外人者，我同志非出全力，集大股，创一大商务公司，不足与争衡也。敝处同人昨将鄙见告诸会长并港澳以及诸公，均□允许，现由会长作就，□□草定章程，由港印就，寄到各□。……此亦不过草定章程耳，如有未尽善之处，还期改正；并部中所载倡办人员，港澳诸公不过照已开会之埠，尚容续详。望贵埠诸公于同志中公举殷实才望之士出为办理，以勷厥成。港澳、内地已于十月初一日开招股矣。[158]

函中特意指出章程不过草定，绝非虚礼，而是对其中若干条款已持异议。11月15日李福基将港澳总局的来函转抄分寄各埠时，又将商会章程的几项条款摘抄附上，主要有：

“第十条，开集股本，以十四个月为期，自本年十月初一日开集，至下年十二月三十日止截。”如每股每月交银一元，可至来年十二月为止，但若中途停交，则以前所交股银全部充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