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无可奈何花落去（第9/19页）

面对困境，王陵基想出了一招绝的。

当天，成都警备司令严啸虎就把警备部队开到省政府周围，并将游行队伍包围起来。严啸虎本人全副武装，坐在吉普车上吆三喊四地进行指挥。

学生知道军队不敢怎样，因此不但不怕，反而高声喊打。严啸虎的凶神恶煞完全是硬装出来的，见状赶紧下车，“出言语，拿上服”，就差跪地磕头了。

硬不好，软也不行，学生根本就不让步，把严啸虎团团围住，弄得这个警备司令脱身不得，狼狈不堪。严啸虎转而哀求众人：“请放我进省府，我一定把大家的意见转报王主席（指王陵基），保证有圆满的答复。”

听到这番话，学生才让开一条路，严啸虎屁滚尿流地跑进了省府大院。王陵基见没能吓住学生，就通过严啸虎向外告知，说请外面的游行队伍派代表入内面谈。

学生代表一进门，尚未开口，王陵基就拍桌大骂：“你们今天是来向我道喜的，还是来同我开玩笑的？我告诉你们，我是不容许学生捣乱的。”

随即王陵基不由分说，将代表们全部捆绑起来。外面的学生久不见人，更加愤怒，纷纷要往省府大院里闯，因大院的铁门已关，有一些学生就试图爬铁门进来。

爬铁门不可能一哄而入，事前王陵基已经吩咐下去，爬进一个捆一个，于是陆续有一百多名学生被抓。

游行队伍里面，代表是核心，敢爬大门的也往往是胆子大些的，剩下的人再要予以驱散，相对就比较容易。

这一事件当时被称为“成都四九血案”，有人挨打受伤，没有人死亡，最重要的是王陵基把游行队伍中的核心和骨干给关了起来，而且一关就是十天，虽然因各方抗议，十天之后又不得不予以释放，但此时学生运动的最高潮已经过去，王陵基有惊无险地渡过了上任以来的第一个危机。

除了政治因素外，学生运动的主要起因还是“米荒”，四川省政府供给各大学学生的平价米，仅及需要量的三分之一。王陵基调查下来，四川不是没有米，是许多人抢购农民运来的谷米，囤积居奇以从中牟取暴利，结果弄得成都市民天天都买不到米，而按规定应发给学生的平价米也被人拿去卖给了黑市。

邓锡侯在任时，省府的一些负责人跑去跟刘湘的遗孀刘周书争吵，说她有大量的米不肯拿出来。“虎婆”毫不买账，反驳说：“你们不是和我一样在囤积居奇吗？这样好了，你们拿多少粮食出来卖，我也拿多少！只想叫我拿而你们不拿，还要继续抢购，我才不干呢！”

这些负责人心中有鬼，哪里敢再扯下去，事情不了了之，“米荒”也就越来越严重。

为了缓解危机，王陵基把私交甚笃的“四川财神爷”刘航琛给请了出来。起初是准备让刘航琛担任四川财政厅厅长，刘航琛觉得施展空间太小，于是王陵基又改聘他为自己的顾问。

此顾问非一般的顾问，其实就是首席幕僚。王陵基对刘航琛言听计从，送交王陵基批阅的公文，刘航琛可以代拆代行，发号施令。两人平时面对面坐同一张办公桌办公，省主席印信就摆在办公桌上，供两人共同使用，可以说，这种信任度超出了过去刘湘之与邓汉祥，以致于刘航琛在和特别熟的朋友聊天时，也常笑称自己是太上省主席。

从起用刘航琛开始，从省府到县区，王陵基全部进行了换班，其中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大批起用由曾扩情推荐的黄埔学生和复兴社成员。

当时四川有十八个行政专员公署，曾扩情保荐了十二人出任专员，有一百多个县，曾扩情保荐了两百多个县长，二取一。

王陵基靠刘航琛动脑子，靠这些专员和县长卖力气，在四川征兵征粮，在1948年和1949年间，每年都要强拉几十万壮丁，征粮两千多万石，光是征粮数额，就已是抗战时期的一倍多。

抗战胜利之后，巴蜀大地本应得到休养生息，不料更添重负，川中百姓由此苦不堪言。

王陵基到四川时，曾听到一种说法，说中共预定用五年时间解放全国，王陵基就此认为他还有两三年时间在四川做好准备。

谁都没有想到，国民党在大陆完全失败的速度会那么快，根本就没能维持住两三年。

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来自于东北。1948年9月，林彪指挥东北野战军发起辽沈战役，蒋介石部署在东北的精锐部队陷入包围之中，那情形正如刘文辉幕僚长的朱戒吾所见，东北野战军用农村包围城市，城外的交通线一被截断，国民党部队就成了瓮中之鳖。

王陵基为此惶惶不安，他所住公馆附近有个骆公祠，是清末四川总督骆秉章的祠堂，祠内设有乩坛。王陵基几乎天天去骆公祠叩拜“乩仙”，就巴望着“乩仙”能在沙盘上显灵，给个他期待中的预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