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无可奈何花落去（第11/19页）

刚开始最喜欢找王陵基茬的不是邓锡侯，而是王缵绪。

抗战胜利后，王缵绪基本处于郁郁不得志的状态，他的官衔是西南绥靖公署副主任，和潘文华一样没有实权，而当年跟他争夺川督交椅的王陵基却如愿以偿。

王缵绪那个羡慕嫉妒恨啊，都能把他整个人的身体给点着喽。他不知从哪里打听到，王陵基有“传授蒋介石采补之术”的八卦，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登登登地上门找到王陵基，问是否确实。

王陵基表情尴尬，不置可否，王缵绪其实对事情的真伪毫不关心，他来就是要给对方难堪，当下就讥诮道：“你的那些功夫，抵不过我的一杯药酒！”

“成都四九血案”发生后，华西大学的两个外籍教授对王陵基提出了严厉批评。王陵基以为老外不谙国情，驳外国教授比驳国内教授容易，就把他们约到省府办公室，要进行当场辩论。

不料这两老外在四川执教多年，不仅对当地的鸡零狗碎知道得一清二楚，而且还能说一口流利的成都话，王陵基盛气凌人上场，却反而被对方驳得无言以对。

两教授得胜回营，逢人便说，“犟黄瓜”是样样不行，简直是个“瘟疫”。

王缵绪知道了，高兴得一跃而起。他急忙找人引荐，前去拜访洋教授，并把二人引为知己，经常请他们吃饭，议论川政，讥评王陵基。

这种躲在背后发发小感慨，投投小标枪的做法，王陵基早已习以为常，倒也不惧，真正给他带来威胁的不是别人，却是张群。

解放军横渡长江后，国民党阵营已呈现出树倒猢狲散的趋势，即便如陈诚、薛岳这样从无数次胜仗败仗中爬出来的战将，也都对军事失去了信心，不过有一点众人有着共识，那就是西南将是国民党赖以挣扎的最后根据地。

当时国民党政府已从南京迁至广州，陈诚、薛岳，包括何应钦都认为，守广州只能守到跳海，而西南万一支持不住，还可向缅甸、越南边境逃窜，并继续争取国际支援。

武将们能想到的，作为蒋介石首席幕僚的张群当然没有理由想不到。早在王陵基督川不久，他就将王陵基、杨森、刘文辉召到成都的黄埔军校进行商谈，说：“今后我们几个人应彻底合作，切实做到四川人大团结。”

抗战时期，张群曾在“大团结”上尝到过甜头，他最擅长的也是这一套。以张群看来，王陵基是四川省主席，杨森是重庆市长，刘文辉是西康省主席，要是这三个人能同舟共济，“经营大西南”就没有什么问题。

可这只是张群个人的一厢情愿，时易势移，刘文辉已经铁了心要反蒋，即便“团结”也只是在做表面文章，而王陵基、杨森都看刘文辉不顺眼，认为多宝道人心机太重，看不透他的心思，无法与之共事。

杨森首先打退堂鼓：“重庆一市在政治上关系很少，譬如唱戏，我只能扛旗打伞，够不上当正角。”

王陵基说：“在四川讲团结，以张先生同蒋先生的关系，绝对不会有问题。”

随即话锋一转：“可我们几个人就不行了，蒋先生向来最忌讳别人搞小团体，如果要这么做，必须请张先生同蒋先生商量好再说。”

三个人中，只有刘文辉附和张群，杨森和王陵基都无异于在唱反调，尤其王陵基的态度更是生硬，这让张群颇为不快。

会后他把情况跟邓汉祥一说，邓汉祥便趁此机会劝张群远离王陵基、杨森，重用邓锡侯、刘文辉。

不久，驻重庆的西南绥靖公署改称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张群被任命为西南军政长官。他对邓汉祥说：“我们有邓锡侯、刘文辉作基本，我又担任这个职务，王陵基、杨森皆在我的管辖之下，不怕他们不就范。”

张群以为他可以凭借顶头上司的身份拿住王陵基，却不料事与愿违。

张群是四川华阳人，又当过行政院长，所以一般人都称张群为“华阳相国”，对之尊崇有加，唯有王陵基对“华阳相国”不屑一顾，加上特有的“犟黄瓜”脾气，使得张群几有被其架空之感。

邓锡侯这时担任了长官公署的副主任，都是被闲置一边的“老干部”，自然是气闷得紧，因此对替换他的王陵基也很是不满，并由此和刘文辉、邓汉祥结成了新的“铁三角”。

见张群在王、杨那里屡屡碰壁，“新铁三角”知道时机已到，就天天聚议，想利用张群来推倒王陵基，夺取四川省政。

张群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当面提出倒王，立刻会被他看穿，因此“新铁三角”采取迂回战术，他们请出了久违的熊克武。

熊克武以国民党元老身份，任川康渝国大代表联谊会主席。他找了三个“国大代表”，向长官公署请愿，要求罢免王陵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