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第13/15页）

马扩争辩道，今日的形势与当年刘裕时不同。刘裕正在得势之际，姚兴慑其兵威，不敢搬兵相救，才出此恫吓之言。今日我军累败之余，耶律大石何所惧而缩手不前？马扩还不客气地批评刘鞈引证这段史事是泥古而不化。

“兵有常道，史所明证，古人岂欺我哉？”一句话触恼了刘鞈，他教训马扩道，“后生小子，读了几卷书，就胡乱主张起来！”

马扩发现不但在道理上难于说服他，而且在态度上他也是咄咄逼人的，一反过去的常态。譬如在称呼上，过去他总是亲热地称之为“贤侄”，今日一上来就只是冷冰冰地称之为“贤”，后来变成“足下”，最后索性斥为“后生小子”。马扩还特别注意到他列举《孙子兵法》中的几种间谍的名称时，强调利用军使往来，把有利于我的假象让敌使带回去，这就不知不觉地成为被敌方所用的内奸了。这句尖刻的话，出自一向以忠厚长者出名，并与他马扩有多年交情的刘鞈口中，实在非常奇怪。

他们争论多时，最后得出唯一的结论是：明天再议。

马扩没有也不可能知道刘鞈是带着那么强烈的敌对情绪与他进行争辩的。他现在不复以故人之子，而是以敌对者的目光来衡量马扩的一切。

从道学的意义上来说，刘鞈一向自认为是个“君子”。君子有君子的逻辑，凡是与君子为敌的必然是“小人”。马扩既然与他为敌，马扩当然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对小人要严厉，对他的胡言乱行，必须有以“折”之，必须与之斗争到底，这样才对得起朝廷和官家，才是他的忠君爱国之道。

使刘鞈做出马扩是个敌人——连带也使他成为一个小人的结论，其事实根据是：马扩使辽之役，确有危险，但当时是赵良嗣首先在会议中提名推荐的，他刘鞈以忠厚之心待人，当初虽以公事为重附和了一下，事后就派儿子子羽前去通知他，使他有所准备，可以婉辞。至于找不到人，那只好怪他自己到处乱钻，野马般的性子，粘不住脚，非子羽之过。他自己对待故人之子的马扩真可算得是公私兼顾、仁至义尽了。怎奈马扩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为使辽之役，是由他刘鞈向宣抚推荐的，因而怀恨在心，以怨报德，竟然在童贯面前推荐子羽到敌人后方去干那鬼鬼祟祟的勾当。这分明是要把子羽置之死地而后快，是要借敌人的刀子来雪自己的私愤，其用心真是恶毒之至。他们间的恩义已绝。

刘鞈自从有了这个想法的第一个瞬刻开始，就没有再原谅过马扩。而马扩对于刘鞈所抱有的这种敌对情绪要到很久以后才感觉到，并且始终不明白它从何而来。即使在眼前的激烈辩论中，马扩也只以为刘鞈读书过多，读迂了心，见事不明而已。一向以忠厚待人的刘鞈这次却真是“嫉恶过严”了，他甚至没有给马扩一个解释的机会，就与他作对到底。

只把自己一个人看成“君子”的刘鞈永远不可能理解他用这把君子之尺去衡量“小人”马扩时，这把尺是太短太窄了。

6

按照双方的“君子协定”，第二天（这是很重要的一天）清早马扩就去找刘鞈。“君子”刘鞈自己先破坏了协定，没有在家。马扩被告知，刘参谋有紧急公事，一早就去前线了，连子羽也没在家。马扩当然不能做抱柱的尾生，老在他家里呆等，还怕他到前线去会翻出什么新花样，即忙驰骑出城，赶到统帅部。种师道果然告诉他，刘鞈一早便来对他施加压力。

“刘参谋又来催促撤兵，”种师道气愤地说，“他唇锋舌剑，口齿间咄咄逼人，无可理喻。俺哪里说得过他？要是令岳赵参议在此，狠狠教训他一顿，才大快人心哩！”

“家岳也是个火暴脾气，一言不合，就拍桌相骂，不省得以理服人。”

“刘参谋口口声声说是童宣抚要他来传班师之命，如有差池，唯俺是问。一味地以势逼人，俺看他哪里还想到‘以理服人’四个字。”

“这就奇怪了！”马扩惊讶地说，“童宣抚昨日再三与愚侄说只要说服得了刘参谋，他本人仍主进兵之议。这不是刘参谋当面扯谎，便是童贯弄虚作假，愚侄看童贯还不至于此。”

接着马扩就把他与童贯的谈话告诉种师道。

“听其言，观其行。”种师道一面摇摇头，仍抱着怀疑的态度告诫马扩，“童贯那厮好听的话也说得不少了，哪一回作得准？贤侄不可过于相信他。”一面却也因为童贯有过这样的表示而产生一线希望。

“莫非童贯也怕朝廷见怪下来，难于交账，想叫俺顶住了，以观后效？”种师道想到这里，就答应马扩，如果刘鞈再来催促，他一定要用马扩转述的话把他顶回去，态度上似乎比昨日坚决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