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第12/15页）

赵良嗣是伐辽战争的真正老牌发起人，并且始终参与其事。对他赵良嗣，这场战争不是儿戏，而是以他的生命为筹码的赌博。赌输了，逃不脱首先发难的责任，肯定要受到充军流放以上的处分，这是毫无疑问的。说他再想逃回去投靠李处温，那倒是冤枉他了，他不但无此想法，而且事实上也无此可能，耶律大石早已断了他的归路。因而与宣抚司的僚属们相反，他力主坚守，企图转败为功，他的态度是明朗、坚决的。只是目前他处在倒霉的地位上，他的话已不能见信于人。因此他把马扩看成救命稻草，竭力怂恿他去说服刘鞈，还替他出了许多点子。

童贯是这场战争的实际负责人，一战而败，虽然可以把责任推到种师道头上——事实上，这三四天中，他每天都有两三道奏章上奏，反复说着同样的话——但毕竟种师道也是个大员，有专折上奏之权，他也生着一张嘴，三对六面，童贯未必就可以脱尽干系。何况他的贪欲心极强，不到图穷匕见，不肯轻易罢手。因此他对撤兵或进兵之议，持着犹豫的态度，也是可以理解的。在这点上，赵良嗣比马扩的认识要深刻些。马扩听了童贯的一席话，认为他已经真正反对撤兵了，赵良嗣却劝马扩多多促进童贯，说“事之成败，端系于宣抚之一念”，含有怕他中途变卦，要促使他坚定下来的意思。这是深明童贯心里底蕴的话。

主张或反对撤兵，各人都有自己的利害关系，自己的心理背景以及一套在表面上听起来也是振振有词的说法。对于他们各人所抱的态度，马扩都可以理解。

马扩大惑不解的是刘鞈的态度。

马扩向来不把刘鞈看成宣抚司里的一伙，不仅因为他跟他们父子都有交情，刘鞈还是他父亲马政的朋友，是他的父执，更因为刘鞈在西军中多年，历练军事，做过许多有益于大众的事情，平日的议论和主张与西军中人多有吻合之处，并且颇能主持公道。在马扩的心目中，毋宁说，对军队中的文官刘鞈例外地抱有一定程度的尊敬。现在他听到刘鞈坚决主张撤兵，种师道这样说过，童贯、赵良嗣又先后加以证实。马扩自己还为刘鞈找出一些理由来解释，认为他大约是受了宣抚司同僚的影响，对战局做了错误的判断所致。他相信这不过是个技术问题，只要把道理和利害关系讲明白了，一向通情达理的刘鞈一定会从善如流，改变主张。他既然能够说服童贯，难道说不服刘鞈？

像常有的情况一样，凡是主要负责人在关键时刻犹豫不决，拿不出一个明确的主张，就一定会有人取代他的地位，挺身而出，代他发号施令，成为事实上的负责人。因为这时大家都在期待着下一步怎么办，拿得出主张的人必然是具有权威性的人物。在这间不容发的战争关键时刻尤其如此。

刘鞈对于撤兵之议是言之成理、持之以坚的。许多人相信他之坚持，确有事实上和理论上的根据，而并非专从个人利害出发。这就大大增强了他的发言地位。当童贯首鼠两端、狐疑不定时，他就毅然出来发表自己的主张，操纵舆论，代替童贯指挥一切，一时成为大局的中心人物。

马扩好不容易才找到他，他刚从前线回来，扑面灰尘和满身大汗还来不及洗去，就赶紧吩咐许多早在他家里等候着的人去赶办那些要紧事情。这里已经形成了一个以他的理论为根据的指挥系统。人们听他的话，按照他的命令办事。

他冷淡地招呼了马扩以后，把他放到最后一个不重要的客人的地位上来接待他。马扩意外地发现他比顽石更难点头。马扩对他说的种种理由，他一句都听不进去。他说：“兵家见利而进，不利而退，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不允许违背。”当马扩说到耶律大石扬言要在三数日内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攻击时，他抓住这个把柄，大发起议论来。

他引证了一段史实道：“东晋末年，刘裕发兵北攻南燕，包围了南燕的京城广固，南燕国主慕容超抵御不住，求救于后秦国主姚兴。姚兴特派一个使者来威胁刘裕道：‘秦、燕邻好之国，岂可见危不救？今晋攻之急，秦已遣铁骑十万屯洛阳，晋军不还，便当长驱而进。’刘裕毫不犹豫地回答他：‘语汝姚兴，我本议克燕以后，息兵三年，再取关洛。今能自送，便可速来。’刘裕的参军刘穆之急忙驰来责怪刘裕回答得太轻率了，不该得罪姚兴，多树一敌。刘裕笑道：‘此乃兵机，非卿所解。’刘裕的意思是兵贵神速，姚兴如真有力量救燕，早该出我不意派兵前来袭击我了，何必派了使者来泄露自己的军事机密？以彼例此，正复如是。耶律大石如能发动袭击，何必把自己的军事机密泄露给宋使知道，让我军预作防御？一个老练的军事家如耶律大石者最懂得用间之道，他是想借足下之口，进行威胁我军之实，千万不可中他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