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衣冠南渡——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第23/28页）

陶渊明的外公孟嘉是个大名士，年轻时曾任桓温的参军。有次重阳，桓温率大家登龙山宴饮赏菊。一阵风吹来，把孟嘉的帽子吹落。桓温见状，暗示大家不要声张，看孟嘉有何反应。孟嘉没有察觉，依旧谈笑风生。过了一会儿，孟嘉上厕所，大家就趁机把孟嘉的帽子捡回来，并在下面压了一张纸条，写了小短文嘲讽他。

孟嘉回到座位后，发现自己帽子放在那里，才知道自己落帽失礼。他镇定自若地戴上帽子，从容地扫了一眼那篇短文，随后不假思索，挥笔而就一篇辞采俊美、诙谐幽默的佳作，为自己辩护。大家传阅后，无不击桌叹服，后人就用“孟嘉落帽”形容临阵不乱、才思隽美的名士气度。

孟嘉典型的名士派头，对陶渊明影响很大。一定程度上说，他是陶渊明骨子里一直效仿的对象。

但是，东晋的真名士毕竟是少数，假名士实在太多。

大家都知道名士好当，当了名士身名具泰，既能做大官享受，又不用具体干活儿，还有好的声誉、处处受人尊敬，这样舒坦的生活谁不喜欢？

于是，朝野上下，装名士、学名士的比比皆是。说话不好好说，张嘴前言不搭后语的“文艺腔”；做事不好好做，一惊一乍故作高深的圣人样。没啥学问思想，但偏偏要学人家清谈，于是扯来扯去都是漫无边际的抬杠、是非；粗俗无比，却要学人家附庸风雅，于是张口闭口都是很外行的琴棋书画。

整个社会弥漫着一股虚伪的风气。这种虚伪，渗透了上层社会的每个角落，不但日常生活虚情假意，甚至最需要真诚对待的信仰，也都被玷染脏污。何充信奉佛教、好修佛寺，供养数百僧人，花费过亿。但是这样一个“大菩萨”“大护法”，却从不援手救助穷困的亲友，就这样，还广发宏愿，想要成佛。

阮裕讽刺他：“你真是志向远大，勇气冠绝古今。”

何充不明白，问为什么，阮裕说：“我想当个大点儿的官都没成功，你却想做佛，你这志向还不够大吗？”何充不以为然，一如既往，“持八关斋，结会诵经，终生不倦”。

何充的弟弟何准也是个虔诚的佛教徒，谢万将此兄弟与信奉天师道的郗愔、郗昙兄弟相比曰：“二郗谄于道，二何佞于佛。”

说他们其实都是用钱贿赂鬼神，假充信仰而已。

我想起时下北京特别流行的四大俗，分别是：弹古琴、喝普洱、唱昆曲、拜上师。当然，“四大俗”版本略有不同，“开会所”“玩古董”等花样也位列其中。

一旦高雅的东西失却真实的内涵，徒具表面形式，高雅也便沦为了粗俗。所以，时下所讽的“四大俗”，原本都是高雅的东西，却活生生被俗人搞成了俗物。

历史是何等惊人得相似！一如陶渊明在《感士不遇赋》所说的：

真风告逝，大伪斯兴！

这种环境下，出身寒族的陶渊明，能好混吗？所以没多久，他便“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第一次出仕就这样终结了。

多年后，陶渊明的《拟古》诗第八首，写了自己少年时的想法和转变过程：

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

不见相知人，惟见古时丘。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此士难再得，吾行欲何求。

说自己少年时一副胸怀壮志的样子，持剑独自游行，甚至都能游历到北方的幽州地带，饿了吃“首阳薇”，渴了喝“易水流”。首阳薇，用的是伯夷叔齐不吃周粟、宁愿在首阳山采薇吃的典故；易水，用的是荆轲刺秦王的典故。借这两个典故，写出自己当时颇有锋芒、一副侠义心肠的样子。

可是，现实很快挫败了他。没有知遇者，却只能看到古代的坟墓。路边两个坟墓是谁的？伯牙和庄子的。伯牙因为钟子期死而摔琴，庄子因为惠施死而哀叹。借这两个知音的典故，表达了自己现实遇挫后孤独无助的感觉。

诗的最后，他哀叹像庄子、伯牙这样的知音再也难以找到，自己光有一腔热血又有什么用呢？

陶渊明平生第一次大的挫败感，就是来自这次出仕。后来他又拒绝了州主簿的职位，在浔阳老家隐居躬耕了六七年。

可怕的民众

396年九月，晋孝武帝司马曜在宫中饮酒。喝着喝着喝大了，让宠妾张贵人与他对饮。张贵人也喝不动了，就百般推辞。司马曜一急，就说醉话吓唬她：“当年是因为你年轻好看才封你做贵人，现在你已年近三十，明天就废了你！”

张贵人听后，又气又恨、心生恐惧。《晋书》（卷九）记载：

贵人潜怒，向夕，帝醉，遂暴崩。

《晋书》卷十一则直接说：“（司马曜）为张贵人所弑。”因为一句醉话，引得妃子杀死自己，这在皇帝中也是绝无仅有的。孝武帝司马曜死的时候，才3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