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坳上的北大文研所（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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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器到了李庄，成了傅斯年亲自指导的研究生。回忆那段岁月，王利器写道：“李庄，古六同地也。历史语言研究所在离李庄十来里地的板栗坳，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在那里设有办事处，由邓广铭先生负责。其时，文科研究所的同学王明、任继愈、马学良、刘念和、逯钦立、胡庆钧、王叔岷、李孝定诸人已在那里。……我和任继愈、马学良、李孝定同住一屋，是书斋和寝室合为一体的，傅先生时常下来检查我们的工作，逐事加以具体指导。”他很感激傅先生的教诲：“我选定《吕氏春秋》为研究题目，采用注疏体来写论文，并取高诱序意，定名为《吕氏春秋比义》。我拿半天来写论文，半天来读书，主要是读我尚未读过的书。史语所藏书丰富，因得纵观群碧楼藏书，并通读了《大藏》和《道藏》。所里定期举行学术报告会，傅先生指定我作一次报告。我遵命作了《“家”、“人”对文》的报告，颇获得傅先生和其他先生的赞许。”10
李庄栗峰山庄田边上的史语所图书馆。
1941年6月，西南联大常委会主席梅贻琦、北大文研所副所长郑天挺和教授罗常培从昆明来到板栗坳，参加研究生的论文答辩。罗常培写道：
二十八日下午四点，方桂领我们到田边上参观西文书库，第二组办公室和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办事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学生留在李庄的有任继愈、马学良、刘念和、李孝定四个人。
马刘两君受李方桂、丁梧梓两先生指导，李君受董彦堂先生指导，李董丁三位先生对他们都很恳切热心。据马君告诉我说，李先生常常因为和他讨论撒尼语里面的问题竟致忘记了吃饭，这真当得起“诲人不倦”四个字。任君研究的题目是“理学探源”，他在这里虽然没有指定的导师，可是治学风气的熏陶，参考图书的方便，都使他受了很大的益处。
这一天听说有空袭警报，但是史语所同人仍然照常工作没受影响，专从这一点来说，就比住在都市里强得多。天还是照样闷热，汗不断地在淌， 中午太阳晒在背上好像火烤一样。11
1941年秋，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王叔岷得到北大文研所的录取，背一包书、抱一张古琴，兴冲冲赴李庄报到。沿途所见，异常兴奋，抵李庄栗峰，欣然作五古抒怀：
李庄栗峰山庄祠堂。1941年3月31日，徐旭生来此讲学后与史语所同人合影。
宿读李庄书，今向李庄行。
行行八百里，山水路纵横。
秋色澹无际，秋兴转凄清。
适然居得所，山坳屋数楹。
奇书十万卷，随我啖其精。
素琴常在壁，信手陶吾情。
庭前多好鸟，时时弄巧声。
户外多修竹，翠色拂新晴。
人生适志耳，即此寄浮生。12
“李庄”，暗寓李耳与庄周，仿佛冥冥中有个约定。王叔岷回忆第一次见到傅斯年的情景：
我将写的诗文呈上，向他请教，他说说笑笑，学识之渊博，言谈之风趣，气度之高昂，我震惊而敬慕；我又奇怪，傅先生并不老，怎么头发都花白了！（那时傅先生才四十六岁。）既而傅先生问我：“你将研究何书？”答云：“《庄子》。”傅先生笑笑，就背诵《齐物论》最后“昔者庄周梦为蝴蝶”章，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傅先生忽又严肃地说：“研究《庄子》当从校勘训话入手，才切实。”怎么研究空灵超脱的《庄子》，要从校勘训话入手？我怀疑有这个必要吗？傅先生继续翻翻我写的诗，又说：“要把才子气洗干净，三年之内不许发表文章。”我当时很不自在，又无可奈何，既然来到研究所，只得决心下苦工，从基础功夫研究《庄子》。13
王叔岷吟诗弹琴，恃才傲物。傅斯年背后夸他“有才性”。“才性”典出《世说新语》，指有史才、史识，悟性好。其实那正好是傅斯年本人，讲到《左传》他背一段《左传》，讲到《国语》背一段《国语》。王叔岷回忆：
随后傅先生赠我《四部丛刊》影印明世德堂本《南华真经》一部五册，卷末附有孙毓修《庄子札记》即校勘记一卷。傅先生虽叫我洗净才子气，却又赠我《四部备要》本王士祯《古诗选》一部六册，及姚鼐《今体诗钞》一部两册。傅先生函请在昆明北大教书的汤用形（字锡予）先生挂名为我的导师，我写信去请教，言及研究《庄子·齐物论》，参考章太炎先生《齐物论释》。《齐物论释》贯通道、释，学术界莫不称道。不料汤先生回信说：“参考章先生《齐物论释》要小心，他在乱扯。”真使我惊心动魄！汤先生信中又谈到研究学问，只有痛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