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德国人和战争与和平中的大屠杀（第15/21页）

这部引起极大关注的小书是没有伪装的、保守主义的修正主义著作，因为它包含了没有明确说明的、没有展开的民族主义议程。正如批评家们所控诉的，这本著作没有明确说明的主要假设之一是一个控告：西方大国积极地促进了对作为大陆强国的德国的毁灭，因此和俄国一道对引发战后危机负有责任。希尔格鲁贝尔认为，西方强国屈服于斯大林，把支离破碎的东部领土送到他的银盘子里。对于希尔格鲁贝尔和越来越多的具有民族主义心态的德国历史学家来说，“德国的大灾难”是德国作为强国的终结。德国哲学家于尔根· 哈贝马斯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谴责希尔格鲁贝尔、诺尔特，以及其他阐述错误的民族主义和辩护原则的历史学家。这些原则破坏了西德对自由主义、宪政主义、西方民主的信奉。他也相信，这些修正主义的观点可能作为适宜的原理，用来躲避德国人应该在奥斯威辛之后直面的无情真相。无论什么理由，对历史真相的逃避，是对所有德国人应为大屠杀接受的集体责任的推卸。哈贝马斯认为，这样的集体责任并不意味着个人的罪行，而是德国社会的承认。它没有阻止奥斯威辛的产生，为了后代的利益，它要通过最诚实的历史认知将历史的真相制度化，为这一失败行为赎罪。

历史学家围绕德国人罪行和德国人自我认同问题的争论，显示了许多尚未解决的、竞争性的主张。争论证明了，在纳粹主义可耻死亡的半个多世纪之后，纳粹主义的议题依然是多么敏感。在德国之外，甚至最低限度民族自尊心的维护都会激发起狂想症，尤其在以色列，在那里出现了“第四帝国”兴起的恐慌。人们谴责德国历史学家洗白过去，推进一个旨在作为一个大国实现政治统一和告诉德国人维护自己的、有预示性的政治议程。但是，德国在1990年实现统一的时候，这些恐惧变得更加尖锐。只要德国是分裂的，与德国民族认同相关的问题就被降低到政治利害关系的边缘。但是，既然东德和西德重新统一了，涉及犹太人问题和众多相关问题的民族认同问题，也就从边缘移动到了政治的中心。从统一开始，德国人是如何回应这一挑战的呢？

新的统一德国的围墙

假如用任何隐喻或者象征来描绘当代德国，它将不是帝国之鹰或万字徽，而是看得见或者看不见的围墙意象。德国人竖起了这些围墙，把自己和外部世界，或者相互之间隔离开来。在德国统一及随后欢欣的日子里（1989—1990），德国人体验了民族团结和重新发现的珍贵时刻。正如一句口号所表示的，“我们是一个民族”。从那一刻起，快乐让路给更为冷静的——假如不是阴郁的——对国家不确定未来的烦躁、挫折，甚至悲观情绪。把前共产主义的东德从政治和文化上吸纳到民主的西德，证明比大多数人假设的远为困难。一堵墙和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分割了两个德国四十五年，鉴于这样的事实，这应该是预期中的。对前共产主义东德——正在腐烂的工业基础——经济上的整合，证明是特别困难的，尤其在全球经济和其相互依存的市场、金融流动性、新技术等主要结构变化的时代，更是如此。深刻的分裂很快在东德人和西德人之间发展，其特征是相互缺乏信任和厌恶的感情。

当失业稳步上升的时候——1990年在12％以上，高于自大萧条以来任何一个时期——社会的平静让路给相互的讥讽和怪罪。经济和政治不满者的亚文化，用右翼的外国人恐惧症的词语表达出来。这种亚文化令人担忧，尤其是政治家们追上外国人恐惧症的浪头之后。在德国，犹如在欧洲的其他地方，替罪羊的对象是移民，他们因为当下困扰德国的复杂社会经济问题遭到谴责。自从统一以来，针对外国移民的暴力在德国极为普遍，反犹太主义跟着外国人恐惧症接踵而来。犹太人因为鼓励外国人移民以稀释民族的实质而受到了谴责。

作为替罪羊的外国人接下来十分关注历史久远的德国问题，它一直在过去出现，并与德国人—犹太人的问题相关联。是什么使一个人成为德国人？是社会化成为德国人，还是与德国民族群体关联的祖先的血统纽带？今天和过去一样，决定性的因素是种族的而非社会的。依然是血统，而非出生地，或者文化的同化，决定了一个人是德国人还是外国人。尽管存在民族身份引发的恐惧，但是德国人拒绝改变他们的公民权法律。因为西德邀请了数百万的外国劳工重建这个国家的工业基础，因此在过去的三十五年，这个问题反复地浮现出来。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这个国家经历了外国劳工从土耳其、南斯拉夫、意大利，以及其他地中海和近东的国家稳定的流入。许多“外来劳工”返回了祖国，但许多人则决定留在德国，组建家庭，或者安排喜欢的人加入他们的行列。今天的德国有许多年轻的土耳其孩子，他们完全被同化了，只会说德语，从来没有在其他地方旅行。但是，根据当下的德国公民权法律，他们不能成为德国人，因此永远打上了“外国人”的标签。根据当下的数字，有600万这样的外国人，占总人口的8％。许多外国人在孤立中生活，在他们主人的手中忍受着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