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德国人和战争与和平中的大屠杀（第14/21页）

但是，诺尔特的研究是朝着相反的、被称为申明无罪的方向发展。诺尔特拒绝大屠杀是独一无二邪恶的理论，因为纳粹的种族灭绝只是20世纪许多种族灭绝事件中的一件。在20世纪60年代，诺尔特写了一本大受欢迎的图书《法西斯主义的三张面孔》，在其中，他将欧洲各种类型法西斯主义的世界观进行了比较，其中包括国家社会主义。他指出，这些法西斯主义大致的目标是盗用左派的极端化，并引入同质的民族共同体。诺尔特的著作是对各种法西斯意识形态，以及它们与同样狂热的政治左派对手冲突的完美比较研究。诺尔特接着考察了右翼和左翼极权主义政权的种族灭绝行为，拓宽了他的比较研究。但是，通过这样的做法，诺尔特搅动了一个马蜂窝，因为这是他的论点：希特勒对犹太人的灭绝并非独一无二，而被认为是来自政治的宗教，这种宗教预先假定了灭绝是其世界观必要的因素。

正是在这一点上，诺尔特开始展开了纳粹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的比较，以及普遍的历史真理。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分子确实想消灭它的阶级敌人——资产阶级。他们相信，阶级成分决定了个人是否得到拯救或者毁灭。一些狂热的布尔什维克分子无疑相信：消灭作为一个阶级的整个资产阶级，是他们意识形态的责任，但是这一过激的言辞从未包括消灭中产阶级的妇女或者儿童。诺尔特的观点是：纳粹分子除了他们的目标是消灭种族而非阶级之外，没有任何差异。假如诺尔特在此处不再前行，我们相信他发现了一点真理。苏联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是形而上学的体系，它们宣称垄断了真理，认为他们的对手生活在罪恶的状态，要么通过皈依得到拯救，要么通过肉体的消灭得到毁灭。然而，纳粹分子在其极端的目标上比苏联的共产主义者走得更远。根据后者的观点：剥夺博学者并不意味着整个资产阶级肉体的毁灭；相比而言，希特勒的关于种族上劣等人的口号意味着整个种族的灭绝。

过分扩展一个比较是一回事，但是把比较作为起点去总结出一种因果联系是另一回事。诺尔特宣称，布尔什维克分子犯下的阶级杀戮——他称之为“亚洲人的行为”——促动了纳粹分子以同样的方式，并出于自我防卫作出回应，因为纳粹分子发现在自己遭到企图灭绝他们的苏联共产主义分子的威胁。根据这一观点——对此诺尔特没有提出任何事实的支撑——希特勒认为自己正在发动一场与敌人纯粹的防卫战，这个敌人信奉种族灭绝的行为，并且已经灭绝了将近1000万人。既然希特勒将共产主义和犹太人联系在一起，因此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拯救德国人，除非把他们一并消灭。这种思维方式是疯狂的，并且通过步入非理性的心态——是否只是为了理解它——诺尔特制造了一些令人遗憾的印象，其中包括这样的论点：希特勒针对犹太人的种族政策绝不是独一无二的，仅仅是历史仇恨的一部分，它在20世纪以特别的毒性突然爆发出来。

诺尔特不是一个种族主义分子，也不是反犹太分子，而是一个历史修正主义者，他是故意要开始破坏“单一性的假定”，战后的政治议题围绕着它成为了中心。诺尔特及其保守主义的拥护者有意或无意想要消除大屠杀的独一无二性，因此希望将塑造第三帝国的那一代德国人的罪行和责任最小化。诺尔特有权利对两个极权主义体制的灭绝行为进行比较，但是他错误地从假定的前一种种族灭绝衍生出一种种族灭绝，它打算使第一种——“亚洲人的行为”——比第二种——没有被称为“德国人的行为”——显得更有意义。诺尔特认为，对犹太人生物学的灭绝是苏联共产主义者阶级消灭实践的复制，并且“奥斯威辛首先不是来自遗传的反犹太主义，其本质不仅仅是种族灭绝，同时实际上是一种产生于对苏联革命灭绝性事件焦虑的反应”。这一观点没有任何助益。这样的推测不仅将大屠杀弄得无足轻重，而且有利于种族主义的修正主义者。这些修正主义者认为，德国人对犹太人的处置与斯大林对富农的处置如出一辙，社会完全有权利保存其民族的纯洁性，因此在去除异己或者不服从的少数人方面是合理的。

诺尔特的修正主义作品和其他修正主义者的著作是一致的。著名的有安德烈亚斯· 希尔格鲁贝尔的《两类崩溃：德国帝国的崩溃和欧洲犹太人的终结》。正如书名所显示的，这部著作由两篇论文组成：第一篇涉及德国军队在东部前线的崩溃，第二篇涉及最终解决方案。两个标题的含糊并列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因为这位不愿意将自己的民族主义牌摊开的作者并没有说清楚，为何德国军队的崩溃是一个可以和600万犹太人灭绝相提并论的灾难。在讨论这两大崩溃时，作者采用了性质上不同的方法合成了这一含糊的比较。正如他公开承认的，对德国军队崩溃的叙述带有巨大的同情心，但是，导致最终解决方案的事件却以冷静的诊断性细节进行了描述。因为希尔格鲁贝尔是一名东部前线的德国士兵，他承认他情不自禁地认同国防军的困境和失控的苏联军队对德国公民的虐待。他不可能对600万犹太人的命运显示同样的——假如不是更多的——同情，这充分说明了作者既是一位历史学家，也是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