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德国人和战争与和平中的大屠杀（第13/21页）

这种态度也潜藏在德国外交政策中对以色列新的定位后面。为了有利于关系正常化，赫尔穆特· 施密特政府，以及后来的科尔政府在处理以色列的问题上，放弃了罪行的象征意义。1981年4月，在施密特从以色列乘飞机返回时，据说他说道：“德国的外交政策能够，并且也将永远不被奥斯威辛的阴影笼罩。”但是当这位德国总理批评梅纳赫姆· 贝京在被占领土的定居计划的时候，以色列总理公开侮辱施密特，暗示他可能作为东部前线的一名军官，参与了针对犹太人的残暴行为。这不应该令人惊讶，因为他代表着一个曾经试图灭绝犹太人，现在正向阿拉伯国家显示如何完成这一任务的国家。德国人试图不予理会贝京过激的、他们发现是侮辱性的言辞，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奥斯威辛的幽灵是难以驱除的，何况关系正常化。施密特的继任者赫尔穆特· 科尔在1984年2月访问以色列时发现了这一点。这位总理的首次出访是一次公共关系的灾难，最突出的标志是令人难堪的评论，其中尤其是针对他自己没有瑕疵的历史，他以错误的谦虚方式将其归因于“晚生的恩赐”。但是，他很清楚，德国的年轻一代准备接受过去，但是拒绝承认因为他们父辈行为而犯下的集体罪行。这位德国总理获得了历史学哲学博士学位，他要带头塑造更为正常的、账目清算完毕的历史，而不是他所相信的被罪感深重的自由主义者培育的历史。这些自由主义者坚持认为，德国是一个需要永久治疗的病人。

要不是科尔对历史有着所想象的敏感性，他就不能在重现正确的历史方面做得那么优异。这在1985年春季变得明显起来。那时他劝说了里根总统在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出席比特堡一个军事墓地举行的和解仪式。在那里，埋葬了同盟国和德国的士兵。因为墓地也包括49名党卫队成员的坟墓，因此就存在这样的可能性：里根可能象征性地祝福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受害者和杀戮者。由于在无条件地支持里根政府的防卫政策，科尔并没有被这样的访问可能造成的政治和道德反响，以及对这位美国总统的声誉可能带来的影响所吓倒。最终，里根总统给死去的国防军士兵作了《我是比特堡人》的演讲，但是批评家们正确地指出，它无法和F.肯尼迪《我是柏林人》的演讲相媲美，后一个演讲是面对数十万渴望摆脱苏联压迫的柏林人。

20世纪80年代中期政治的氛围充满了复苏的民族主义和辩护的趋势。许多德国人，尤其是政治右倾的德国人，对必须穿着自认为是永远不能脱去的政治硬毛衬衣越来越不满意。他们变得怨恨起来：他们的过去迫使他们从道德软弱的立场而非力量的观点行动；并且任何强烈的民族主义立场或者表述都可能得到了各种错误的解释，比如外国人恐惧症、集权主义、法西斯主义。因为无论哪种意识形态的理由，那些拥护强烈民族主义的人都将自己暴露在反对者极度充满感情的反击之下。这些反对者并不害怕挥舞奥斯威辛的大棒。

1986年夏季，白热化的争论在新闻界爆发。恩斯特· 诺尔特在6月6日的《法兰克福汇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过去将不会流逝》的文章。他在文中认为：第三帝国，尤其是大屠杀，使得不可能将德国不远的过去作为正常的、已经在人们记忆中流逝的一系列事件。诺尔特认为，存在着某些利益集团，它们为了自己最终的目的，人为地夸大了第三帝国的重要性。它们成功地将大屠杀作为独一无二的、无可比拟的事件。诺尔特宣称：通过这样行事，它们把大屠杀置于时空之外，把它归为绝对邪恶的水平，同时把它作为针对德国民众的教学上的威胁，以便强化他们的罪恶感，压制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当然，诺尔特没有我在这里说得那么直接，但这是从他扭曲的语言中暴露出来的东西。连同他刺激性的问题和机敏的暗讽，他的语言风格有助于两个目的：第一，它给予了他非常优厚的条件，以使其在明显站不住脚的地方逃避可能出现的圈套；第二，它有利于右翼极端分子，他们并不担心从诺尔特大胆的冥想之中得出的令人讨厌的结论。

从史学的层面来看，诺尔特的抱怨被很好地采纳了。希特勒的十二年帝国的史学效应，在许多描绘希特勒兴衰的历史学家眼里，已经产生了一系列视觉幻象。希特勒释放的邪恶如此巨大，以至于在历史的长河中放大了第三帝国的效应，似乎纳粹德国是绝对独一无二的，或者史无前例，或者举世无双。将这样的范例内在化的净效应是，它将第三帝国移出了历史领域，把它归为伦理学、神学，或者新闻界权威意见的领域。这反过来导致了政治因果关系理论和心理动机的误导性理论。对于一些历史学家来说，纳粹的经验依然是中心。围绕这一中心，对德国历史的解释才能够明确地表达出来。其最为极端的表现是，它已经导致了扭曲德国历史中的人物或事件的行为，把它们作为希特勒和奥斯威辛的预先形式。过去犯下的罪行也被延伸到未来，因为希特勒的阴影依然在超越现在地伸展着。